中国传统医药体系中，药与食并非截然分离。所谓“医食同源”，意在说明食物即药物之延伸，而油脂之中，尤以山茶油（茶子油）兼具“养生与治疾”的双重属性。它既是调和五味、润泽五脏的日用之物，也是外治疮疾、解毒疗伤的重要药基。山茶油的药用记载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在历代本草与医籍中，皆有确切条文可考。由唐至清，其名虽或作“茶子油”“山茶油”“木茶油”，但性味与功效之论，始终一脉相承。

一、唐代《新修本草》：药典初载，确立本草地位

山茶油的首次明确记载出现在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的《新修本草》，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官方修订的药典。书中卷三载：“茶子油，可明目疗疮。”

此条文具有三重意义：

首先，它标志着茶油正式进入国家药物体系，成为可查可用的法定药材。

其次，“明目疗疮”四字，揭示了其既可内服、又可外用的双重属性。古人认为油性物质能润五脏、助津液，故“明目”实为“养肝润目”；而“疗疮”则因其抗菌、收敛与生肌作用。

再次，《新修本草》以“茶子油”而非“茶子”单称，说明当时榨油技术已成熟，油的形态已被独立视为药物，而非植物的附属物。

唐代的医药体系强调“药性温和、以平为贵”，茶油被归入“平甘无毒”，说明其可久服不伤正气。这一“平性”定位，为后世医家评定茶油药理提供了标准。

二、宋代《证类本草》：功效扩展，确立外治之用

进入宋代，医药与生活日益融合。《证类本草》卷三载：“茶子油，治疮癣、风痒。”

此处功效的扩展，显示了茶油在外科与皮肤科的广泛应用。

“疮癣、风痒”多属风热郁于肌表、血燥不润之证。医家认为茶油性润可养血、性平能解毒，用于“润燥止痒”“清热解毒”。宋人唐慎微在注释中指出：“茶子油和药敷之，愈而不痛。”说明茶油不仅治标，更能安肤。

宋代是本草体系精细化的时期。油类药物多被分类入“果部”或“木部”，显示其植物来源明确、药理稳定。宋医还强调“诸油皆能润燥、解毒”，而茶油尤以“香清、无腻”著称，被认为是最接近药用标准的植物油之一。

三、明代《本草纲目》：药食合一，系统论述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二十五·木部·茶子》中对山茶油作了系统阐述：“茶子味甘平，无毒。榨油煎食，明目疗疮，去风。”

这是茶油药理描述的集大成。李时珍以“味甘平”总结其性，以“榨油煎食”说明其可内服；又以“去风疗疮”扩展其外用。

值得注意的是，“去风”在中医语境中不仅指风邪，也泛指皮肤疾病与筋脉疼痛之类的“风证”。李时珍强调茶油“去风而不燥、润而能通”，这正是山茶油区别于其他植物油的特征所在。

《本草纲目》成书于药理与日用并重的时代。李时珍的这一条记载，实质上把山茶油推入了“药食两用”范畴。自此以后，茶油不仅是药物，也是膳食之材。

四、清代《本草纲目拾遗》与《随息居饮食谱》：药理深化与养生普及

清代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卷六·木部》云：“茶油润肠清胃，杀虫解毒，不宜生食。”

这一记载是对茶油药理的深化——“润肠清胃”强调其调理消化系统之功效，“杀虫解毒”则反映其抗寄生虫与解毒作用的经验观察。而“不可生食”说明古人已注意到生油可能存在杂质或致泻作用，反映出早期食用安全意识。

同为清代医家的王孟英在《随息居饮食谱》卷上进一步扩展了茶油的养生属性：“茶油甘凉，润燥清热，息风解毒，上利头目。”

这段文字体现出清代医家将茶油视为“食中良药”的观念。王孟英主张以饮食调养五脏，认为油茶之“润”，可代汤药以治燥热，“上利头目”指其对头风、目涩等症有辅助疗效。这种“以食代药”的思路，是中医养生哲学的体现。

五、历代观点综述：从药理到整体健康观

综合唐至清五部本草之记载，可以归纳出山茶油药性的核心特征与作用范围：

从归经上看，山茶油主要入脾与肺。脾主运化，肺主皮毛，油之“润”，恰可补二者之不足，润燥而通利气血。其外用可“解毒疗疮”，内服则“润肠和胃”，堪称“内外双补之油”。

在历代医家眼中，茶油不仅是疗疾之品，更是一种“平而恒”的养生油。它不偏寒热，不助火气，可常服久用。正如《随息居饮食谱》所言：“凡油多厚腻，惟茶油清而可久食。”这句评价，实为对其平衡特性的最高赞誉。

六、文化意义：从药用物到生命哲学

从南北朝到清代的千年间，山茶油在中国医学典籍中逐渐完成了从“治病之药”到“养生之道”的转变。它的“润”不仅是药理作用，更是文化隐喻——润，是温和、是延续、是生命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在古代医学体系中，油象征“阴之液”，代表滋养与调和；而茶油以其清、平、淡的特性，成为“以润制燥、以平养德”的最佳象征。它体现了中医哲学的核心精神：治未病、守中和、以养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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