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清初，福建的茶叶，除了武夷等名茶之外，整体上在生产规模和制作技术上远远落后于江淮、四川等地。然而，到了18世纪30年代以后，福建茶叶凭借出口的优势，逐渐超越其他产茶省份，开始了接近150年的全盛发展。那这一转变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呢？

制茶技术的革命

18世纪初，武夷小种红茶和工夫红茶相继问世。清朝之前，福建的茶叶制作与其他地方一样，都是炒制绿茶。而小种红茶的制作工艺则以日晒取代了传统的杀青，在揉捻之后稍作堆放，让茶叶颜色变红，接着再进行炒制和烘焙，这种新方法使得红茶的色、香、味与绿茶有了显著区别。崇安县令陆廷灿在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所刊《续茶经》中曾引用《随见录》记载：武夷造茶，其岩茶以僧家所制最为得法。至洲茶中，采回时，逐片择其背上有白毛者，另炒另焙，谓之白毫。这是国内最早关于红茶的记载。《随见录》早于1734年的《续茶经》发布，因此，史实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

需要注意的是，在英语中，black tea指的是颜色较深的茶，而半发酵的乌龙茶也包含在其中。18世纪初，欧洲人就已经记载了工夫茶的存在，而小种红茶的问世要早于工夫红茶。推测小种红茶的出现很可能是在清初。由于小种红茶制作工艺复杂且费时，福建各产区逐渐简化加工步骤，创造了工夫红茶。这两种红茶首先在英国被接受，并很快风靡欧美市场，销量大幅提升，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茶，直接推动了福建茶叶的生产。

清廷实施较为宽松的茶叶管理政策

清朝在茶叶管理上实施了茶引制度，茶商需要支付费用才能获得引文，在规定的引购量内购买茶叶。若需要增购，则需再次申请并支付更多的费用，同时还要面临官员的勒索。然而，与其他主要产茶省份不同，福建的茶叶管理较为宽松，清朝并没有强制实施茶引政策，也没有收取茶课税。直到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为了满足军需，福建才短暂地征收了茶课税，税额为35912两。福建的茶课税在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便被豁免。唯一需要纳税的，是贩运崇安武夷茶时，需在关口缴纳税款。

农村雇佣劳动力的法律依附关系逐渐松动

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新的法规规定：今后官民之家凡请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止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人论。这意味着，短期雇佣工人不再被视为雇工人，与雇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不再存在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

到了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法律进一步规定：若农民佃户雇请耕种耕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时其坐进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依凡人料断。这显示，从明末到乾隆末年，农业雇佣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法律依附关系逐渐减弱。这一变化，对茶叶种植和制作中大量使用雇佣短期工的现象产生了深远影响。 雍正时期取消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清朝的律法规定，居民只能在登记过的地方居住和纳税，离开居住地前往他县或其他省份，必须经过地方官的批准并获得路引，否则就会触犯法律。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这一路引制度被废除。到了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又进一步规定：流民已佣工得食者，听其自便。茶叶种植与制作的季节性特点非常强烈，每年采茶和制茶的周期需要大量劳动力，而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因此，雍正时期取消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法律上承认外地雇工能够顺利流入茶区，这为福建茶叶的种植和生产提供了坚实的劳动力保障。

福建商人的贸易优势 自宋元以来，闽南商人在远东的贸易中就占据了重要地位。西方人来到中国时，首先接触的便是闽南的海商。清初至中期，活跃于福建茶区的商人多为漳泉商人。福建南部商人不仅参与茶叶生产，还直接经营福建茶叶的外销。清朝初期，随着海禁政策的放宽，福建茶叶开始从厦门港出口，而这些出口商大多是闽南商人。 1757年，清朝关闭了闽海关，实行广州一口对外贸易。此时，福建茶叶的出口改为陆路通过内河运送到广州，但从福建贩运茶叶的商人仍然大多是闽南人。闽皖商人贩运武夷、松罗茶叶，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不仅在广东销售福建茶叶的是闽商，许多福建商人还参与了与洋商的茶叶贸易。乾嘉年间，广东十三行的行商中，潘同文（同文行）、任怡和（怡和行）、叶义成（义成行）、潘丽泉（丽泉行）等人均为闽籍商人。事实上，荷兰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90年代通过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转口茶叶，向欧洲出口的茶叶数量不可小觑，而这些贸易几乎全由闽南商人主导。在巴城从事茶叶贸易的掮客，也多是闽籍华人。正是福建商人，特别是漳泉商人长期形成的内陆与海上贸易网络，为福建茶叶的海外贸易及生产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福建茶业的崛起 从18世纪开始，茶叶在欧洲逐渐风靡，市场需求骤增，中国茶叶迅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品。具备了上述种种优势的福建，在全国的产茶区中脱颖而出，开启了福建茶业辉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