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大文人学者，比如王国维、胡适、蔡元培等人。他们既接受了正统的传统文化教育，拥有扎实的国学根基和深厚的学术素养，又大多有过留学经历，这让他们具备了开放、科学、务实的眼光，能够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和问题。

那是一个刚刚摆脱封建统治、西风东渐的时代，这些学者不仅积极向国人宣传西方文化与科学知识，更投身于教育事业，学以致用、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让国人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也让中国人真正意识到，落后就意味着挨打，这是深刻的社会警醒。

当然，这个时代也不乏才高学富但过于守旧、思想僵化的大儒。例如辜鸿铭（1857-1928），他拥有十三个博士学位，精通九国语言，但却因固守古训而显得有些腐朽。

辜鸿铭祖籍福建，家族曾南下南洋谋生，他本人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今滨城）。从小聪慧过人，语言天赋异禀。由于英国橡胶园主无子，他被收为义子，并在十岁时随养父布朗回到英国，接受西式教育。他先在德国学习科学，后在英国钻研语言文学，曾被爱丁堡大学录取，深受校长赏识。1877年，他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等地研修哲学、文学等，最终斩获十三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及马来语等九国语言。

尽管身处西方，他始终牢记自己是中国人。布朗先生临行前告诫他：你的祖国已被列强按在砧板上，未来要靠你去教化欧洲人。这一训言深深印在辜鸿铭心中，他终身保持中华服饰，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帽，留发辫，自视为中国人。一次他在伦敦街头看报纸，被几个英国人看到，一个长袍马褂、留辫子的中国人竟能阅读英文，他们嘲笑他，但辜鸿铭从容回应：英文这破玩意不倒着读，一点意思都没有！令旁人瞠目结舌。 学成归国后，辜鸿铭潜心研究国学，在晚清洋务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任职二十年，后来在北洋政府任通译。他一边协助张之洞推行洋务，一边潜心国学研究，出版《中国人的精神》《论语》《中庸》等著作，纠正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后来应蔡元培之邀，在北大任教授，仍以清朝遗风示人，学生们嗤笑，他却淡然回应：我的辫子是留在头上，你们的辫子是留在心里的。

辜鸿铭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他的一夫多妻观念，源自对传统观念的推崇。正妻淑姑是典型的大家闺秀，缠足从小，三寸金莲。辜鸿铭每当文思枯竭时，便以淑姑的金莲摩挲提振灵感。不久，他又纳日本女子吉田贞子为妾。贞子原在汉口生活，因战乱流离失所，辜鸿铭花银两赎身收留，后来纳为妾，每晚陪伴成为他入睡的安慰。

受西方教育多年，按理应认同一夫一妻制，但辜鸿铭却极力推崇一夫多妻。他以拆字法解释妇与妾，认为女人天生就是男人的附属，理应安于家庭主妇角色。这套理论实际上是封建三从四德的翻版。民国初期，男女平等思想初兴，反缠足、反包办婚姻的风气日盛，他的观点自然遭到舆论抨击。然而辜鸿铭毫不在意，坚持认为封建理教才是正道。 他曾以茶壶茶杯论回应女权质问：一把茶壶配四个茶杯，何时见一把茶壶配一杯茶？言辞巧妙又诡辩，使质问者哑口无言。即便面对美国女权领袖的直接质问，他也能以巧妙提问和类比化解，令人哑然失笑。 一百多年过去，如今社会男女平等已成共识，性道德与伦理观念经历巨大变迁。辜鸿铭若知今日世道，一把茶壶可配多个茶杯，一把钥匙可开多把锁，他或许会在地下摇头叹息，感叹时代的变迁与人性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