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审赵涛从威尼斯电影节回到北京的家中已有月余，她重新进入到自己的生活日常里，照顾家人、跑步、整理家务，这在她来看都是和电影同等重要的事。

2000年，赵涛带着《站台》第一次来到了威尼斯电影节，25年后，她回来担任主竞赛评委，同时，她也是此次评委会中唯一的东亚面孔，这也是颁奖礼后大家戏称的“有自己人”。

作为一个不愿意下预设的评委，她期待在这次电影节看到对世界、对社会有洞察力的电影，“现在这个世界发展得太快，有很多的变化需要我们去关注。电影作者的视点会带我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状态，告诉我们此时此刻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她认为她在评选一个奖项的时候，“是一种对真实声音的支持。”

欧洲时间9月6日晚上20点40分，评审团主席Alexander Payne念出了最佳女演员的名字，《日掛中天》的主演辛芷蕾站了起来，全场沸腾，这份兴奋在全中文互联网上迅速弥散开来，她成为继27年前的巩俐，14年前的叶德娴之后，第三位在水城封后的华人女演员。

辛芷蕾从赵涛手中接过金狮奖杯，站上了领奖台。“十几年前我刚入行的时候，吹过一个牛，也算是一个梦想。我说有一天我要站在世界级舞台上，成为国际巨星。那时候我遭受到了很多嘲笑，但是你看，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儿了。”直播镜头中，辛芷蕾后面的赵涛仍然保持她标志性的抿嘴笑，很多年前，她也说过同样的话。

2002年，《任逍遥》入围戛纳电影节，赵涛在采访时说出了自己的目标，“我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夺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无论这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我相信我一定能做到。”

但到了如今诉说理想有些羞耻的时代，这个年轻时的目标便变成了公众对她的调侃和玩笑。她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自己当年的壮言，那仅仅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看到了电影，一个理想世界，表达了自己最纯真的愿望。“不是说那个奖项对我很重要，而是对于当时年轻的我来说，理想那个方向很重要。”她说，“难道有理想有问题吗？”

NOWNESS最新短片《风华正茂》捕捉我们与赵涛在威尼斯相遇的瞬间，记录在大时代面前依然响亮的声音。

赵涛一直生活得目标明确、充满秩序感。每个人生阶段，她总是优雅坚定地向目标前进。但疫情蔓延的那几年，工作暂缓下来，电影产业陷入停顿，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这些被赵涛形容为“非常时刻”。赵涛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再做演员了，她像被困在了某处，“我没有兴趣再去演戏，不想工作，也不想拍戏。”

更多的精力被分配在了照顾家人的事务上。每天醒来，赵涛开始做一日三餐，收拾屋子，今天整理书柜的一个角落，明天就整理抽屉、整理衣服，有时一天擦三回地板，一丝头发都要捡起。每天总有不同的事情要做，没有停下来的时候。进行单一的劳动时，她会播放一些影视和动画片，有时候是《甄嬛传》，有时候是《葫芦娃》，或者是B站上的视频流，一个接着一个地播放。

家务劳动和这些熟悉的声音混杂在一起，能够让她得到放松，赵涛告诉自己，“要让家庭平稳地度过这个时期，首先自己要平稳。”也是在这样的日常中，贾樟柯突然提出了拍摄一部新电影的想法，当时她在打扫卫生，电视机正播到《名侦探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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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些犹豫。最后，贾樟柯对她说，“虽然现在很困难，但还是要工作，现在对于你来说是作为演员最好的时候，包括这么多年累积的经验、眼界、各种各样的条件，如果放弃的话就太可惜了。”贾樟柯告诉她，“虽然是非常时期，但是还是应该坚持下去，还是应该去做一点事情，让自己有所表达。”

赵涛答应了。这部电影后来被命名为《风流一代》。它讲述了一个普通女性从千禧年代开始直到今天的情感历程，由此映照中国过去20年的社会变迁。

三年后，再回忆起那个转折点，坐在椅子上的赵涛向我们解释，“（那时候）不是为了要拍一部电影，而是我想重新做一个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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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雨降临她所在的威尼斯。雨才下起的时候，赵涛面对着一排玻璃窗，看窗外的船只。足足有五分钟，她就像一尊古典主义的塑像立在那儿，穿着白色的针织外套和裙子，散着头发，没有多余的动作。房间里播放着歌曲《是否》，是她主演的电影《站台》的一首插曲。她已经有20多年没有主动去听这首歌，在那个当下，音乐带她回到了过往。

2000年，作为《站台》的主演，赵涛第一次来到威尼斯电影节。当时的她还是山西的一名舞蹈老师，演员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份兼职。她记得，贾樟柯告诉她，他们的电影入围了竞赛，要去威尼斯了。赵涛既高兴又茫然：“威尼斯在哪里？”她不知道电影节的流程是什么，唯一的准备是给自己买了一件礼裙。

她每天都好奇地张望周遭的一切，“探索”这个电影节。那个时候他们遇到了金基德，赵涛聊到时，停顿了一会，“电影创作是奇妙的，我们彼此之间都不认识，但看到时却觉得很亲近”。

沉浸在电影中，对赵涛而言，是一种极其美妙的享受。她常常在家通宵达旦地看电影，舒服地窝在一角，看到凌晨两三点，看到肚子饿了，中途吃碗泡面继续看。她喜欢这样的人生漫游，好像在一天的时间内，一口气体会了许多样态的生活。

这是电影带给她的珍贵礼物，她再不会把它轻易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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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涛不爱说话。拍摄照片的间隙，众人散开休息时，她不会拉人聊天，只是安静地扶着栏杆站着，眼神定在某处。在采访中，她的回答也干净利落，微笑着看对面的人。

她形容自己性格内向，即使心理活动很多，但话总是习惯憋在心里。从童年起便是这样，小小的她常常待在房间里，一言不发地透过窗台看外面的世界，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她在太钢社区长大，那时候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还未进入这片区域，周边都是一些小小的树林。赵涛会趁妈妈午休的时间，骑上妈妈的自行车，顶着烈日一股脑冲进树林中。光沿着树的缝隙投射下来，她在草丛里扑蜻蜓，将它们夹在手指之间。时间到了，她跨上自行车往家走，走一段路，就松开一个指头，放飞一只蜻蜓。到家了，蜻蜓也全都回到树林里。第二天，她再骑上车，重复一模一样的事。

小升初的那个暑假，赵涛和父亲路过青年宫，报名了一个舞蹈班。最初她只是把舞蹈作为兴趣，它可能随着夏天的结束便结束了。直到结课那一天，老师突然放了一首舒缓轻快的音乐。具体是哪首音乐，赵涛已经记不清。她只记得，在音乐的笼罩下起舞的自己，找到了一种和世界交流的语言，“我突然发现那几个动作把我心里想说的话都说明白了，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可以不说话，就把我的情绪表达出来。”很多年后，她才意识到，自己那时候是热爱舞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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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上学时，赵涛被老师们误会早恋、叫到办公室里训话，二十多个老师批评了一通，她也只是听着，沉默不语。回到教室后，她从书包里拿出英语书，一把撕碎了。她抓起纸屑就往窗外撒，漫天的纸屑从二楼飘扬而下，她心里感叹了一句，“哎呀，好美啊”。

赵涛身上有一种无法屈折的决绝和坚硬。当她向父亲提出自己要学舞的想法时，父亲不答应，认为那不是一个稳定的职业方向。为了这个目标，她和父亲冷战，几个月都不说话。最后父亲妥协了，你要学，那就去学专业的舞蹈。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为自己争取，为自己而活的时刻，最后她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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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正式进入舞蹈学校开始学习跳舞时，已经比其他同学大了两三岁，她们有童子功的基础，赵涛已经落了一截。她的目标，就是把专业功变得和好朋友一样优秀。为了这个目标，她对自己无比严苛。很长的一段日子，她把自己泡在练功房，不停练习压腿、下腰，疼得气都喘不上来。直到40多岁，医生告诉她，她的脊椎里还留着当年的碎骨渣。

作为七八十年代生人，时代给赵涛留下的底色是理想主义。那个年代的小孩必须怀揣着一枚理想，长大以后要做画家、做医生、做军人，人生应该笔直地、努力地向那里进发，“我需要有理想，我不能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赵涛说。“生活该怎么过、工作该怎么做，我不能有糊涂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不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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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进入演员这个行业，赵涛是充满警惕的。人生第一次进组拍戏，赵涛给自己买了一支手电筒式的电击棒。她在报纸上看到，演员在片场拍戏会被欺负，她要用它来防身。

在拍完《三峡好人》之前，她都没有确定自己是否要做一个演员，它只是被她视作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改变不是突然发生的，是参与一部又一部电影之后，她感受到世界与社会的博大，“我最初的世界里面只有我的家人，其他人跟我关系不大，我的情感都放在家人身上，但是当我开始跟导演拍戏，开始去关注那些看起来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路人、普通人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他们身上也有我的影子，大家都有欠缺的东西，有善良的一面，有可爱的一面，可能也有不好的一面。”

现在的她仍然有理想，那就是为这些和她一样安静的普通人发出声音。

赵涛至今记得一个场景，在2002年的戛纳电影节，一位年轻的中国记者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身边的朋友经常在纽约、日本、巴黎等地，有的还坐头等舱，而你们《任逍遥》电影里面的人却过着那样的生活？这不太真实吧？”

“我当时非常生气。为什么人会这么傲慢？为什么你作为一个资源这么好的人，眼睛里容不下别人的日常？”回忆起那个画面，她提高了声调，“《任逍遥》里面那些人的生活状态是我亲眼看到的，他们的厂区和我们太钢的厂区是一样的，年轻人就是那样生活的。”这份愤怒与不解她留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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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个中国记者不同的是，她相信这些人和这些苦痛的存在。

通过表演，她让形形色色的女性得以在她的身体之上重现，“当我去塑造一个普通女性的时候，我从她们身上感受到了愤怒、幸福，无论任何情绪，我都能够感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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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跟你饰演过每个角色共情吗？

“我相信，”她露出笃定的表情，郑重地点点头，“每一个剧本里面我饰演的女性，她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她所有的一切……我都是相信的。”

舞蹈里有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舞者在背对观众的时候，仍然要用后背和观众做交流。她把这些情绪的潜流带入到了影视表演中。她观察到，很多人在生活中不想表达，不知道该说什么，没有人可以诉说。沉默的他们融化在人群中，不发一言地穿行着，在汽笛轰鸣的大船上，在街巷里，在桥洞下，在逼仄的大楼中。“我嘴巴不说，可我希望我的手指头、我的头发丝儿都在表达，把人物那个时候要表达的情绪都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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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三峡好人》时，她饰演的沈红行走在奉节城里，台词很少，只有零碎的“好的”“谢谢”。赵涛理解沈红，一个女人走到外地，遇到了最困难的决定，无人诉说。她的战争是内心的战争，自己与自己僵持不下，这是许许多多中国女人的现状，把复杂的思绪尽力压在苦涩的嘴角。

通过理解和表演，她把自己变成一个容器，装下社会中各个群体的沉默和无法吐露的情绪，同时，还装下20多年来的社会变迁和女性命运交织的图谱。在当代中国电影中，似乎只有赵涛，能够以一个女性的身体与目光，完整地承载这些流变，这扭转了传统的大时代叙事中，女性被边缘化的处境。女性进入时代叙事，也意味着弱势者、边缘者的经验，不再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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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论是《站台》、《任逍遥》还是《三峡好人》，赵涛都是用感受在演戏，进行无戏剧性的表演。她认为自己需要建立自己的表演方式。

2011年拍摄的意大利电影《我是丽》成为了那个重要的节点。收到导演安德烈的邀请，赵涛独自前往意大利，在威尼斯的一座小镇里生活了四五个月。通过和其他演员的讨论、过往的表演经验，她开始探索和总结自己的方法，别人认为不重要的细枝末节，她必须明确到极其细致的程度，拆解一场戏是发生在早晨 8点钟，还是发生在早晨10 点钟。

赵涛饰演了一名移居到威尼斯的名叫“丽”的中国母亲，其中一场戏，是丽正在面对一个对她恶语相向的人。导演认为，丽应该气愤地不理他，甚至痛骂他，但赵涛的处理，是接受他对自己的不尊敬，微笑，然后离开。理解丽，是理解中国巨变之下，千千万万个奔波的女人。她们有自己的个性，但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于是，不满只能放在心里，化成了一个忍耐的微笑。

重看电影时，赵涛自己也被丽所打动，“她那么柔弱，但她在那样的环境中不屈不挠，她内心有很多矛盾和波澜，但却始终平静地面对一切，因为她为了儿子，这就是她面对社会的态度背后的原因。”

2012年，赵涛通过《我是丽》获得了意大利南尼·莫雷蒂电影奖最佳女主角奖、阿斯蒂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也成为首位获得意大利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亚洲演员。这部电影让赵涛肯定了自己，“我终于找到了适合我自己的一个表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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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她进入贾樟柯的电影团队，每个人都挂着年轻的面庞，“一帮年轻人太可爱了”。拍《站台》的那些日子里，录音师张阳带头在身上揣一把彩弹枪，一场戏拍完，导演贾樟柯一喊“cut！”，全场瞬间飞满了“塑料子弹”。子弹“咻咻”地接连从赵涛的面前飞过，大家闹成一团，已经都不知道谁在打谁。他们浸泡在世纪之初的梦幻气息中，走到哪儿拍到哪儿，就这么从过去走到了今天。

这群飞扬的年轻人都不可避免地从青年步入中年、甚至老去了。那个拿彩弹枪疯玩的张阳胡子已经白了。《风流一代》开拍前，赵涛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过李竺斌。但看到斌哥的那一瞬间，赵涛就被震住了。斌哥中过风，这场病让他迅速衰老，头发花白。赵涛看着时间带给这位老友的残忍印记，等大家散去后，她冲进另一个房间，忍不住痛哭起来。

人到中年，赵涛也体味到了失去。《江湖儿女》首映时，她收到父亲患肺癌的消息，一度不知所措。她每天都有在公园走路的习惯，一次走七公里。即使生活出现这么大的变故，她依然保持这个习惯，边走边想，该怎么治好父亲的病。父亲的病一再恶化，结局已经无法扭转的时候，她挪不动步子，蹲在地上哭一场，再继续往前走。

疫情期间，父亲和姥姥相继去世，两个身边最亲近的人离开了。赵涛的生活一度有些失控，她失去了那个为她出谋划策的爸爸。过去遇到任何事情，赵涛都会和父亲商量该怎么做。他总会说，“做事情一定要看三步，第一步……”如今，这个声音消失了，从那以后再遇到困难，她只能告诉自己冷静，在心里默念，“我爸说了，做事情要看三步。”接着，再一步步地自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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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一代》的结尾，巧巧突然在长期的沉默后大叫了一声“哈”，这是赵涛在拍摄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喊出来的。那个时刻，巧巧和赵涛重叠了，赵涛借由巧巧的身体，对着这个把人困住的时代发出了一声告别的呐喊，“过去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她必须要放下过去，重新生活”。比起“被困住”，赵涛更想表达的，是个体在生活倾轧之下的韧性。“越是这样的时刻，我们越应该有强大的自我。”

目睹时间的残忍、跨越了失去以后，赵涛更加明确自己该做什么，“我要把家庭生活照顾好，做一个好演员，关心其他人，关注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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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抵达威尼斯的那几天，由于时差问题，赵涛起得很早。睡不着了，她干脆决定出门跑步。她的步子经过海边，经过石桥，还经过她曾经来过的地方。她有意地去寻找曾经住过的房子。她认得它们，它们还伫立在那里，只不过已经没有人再住。时间的交错感让她感到熟悉又陌生。怎么20多年前的事情，却像两个月前发生的一样呢？

这些建筑凝视着她，看她来来去去，以不同的身份回到这里，得到了一些，又失去了一些。不论是20多年前的少女赵涛，还是现在的她，都重新确认了一件事。那就是，要一直表演下去。“生活需要在我的掌握当中，我不能让别人掌控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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