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六国，奠定了强大帝国的基础。这个伟大的帝国霸业，凝聚了嬴家几代人数百年的努力，历经了140年的艰辛岁月，堪称奋六世之余烈的结晶。 然而，在这壮丽帝国的背后，几乎被历史忽视的一位国君，却为帝国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便是秦献公的父亲——秦国的第二任国君，历史上往往被低估的大秦帝国总设计师，嬴师隰。

嬴师隰，即秦国的第二十四位国君，他的在位时间从公元前424年到公元前362年。早年，嬴师隰曾流亡魏国，39岁时回国继位，直至62岁去世，统治了秦国长达24年。 上篇提到，秦献公继位后，着手进行一系列的国内改革，努力改变秦国的落后局面。他在继位的第一年，果断废除了秦国延续300多年的人殉制度，开创了秦国复兴的良好局面。

然而，他的成就不仅止步于此，还有一项举世瞩目的决策——迁都。 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在即位的第二年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秦国的都城从雍城迁至栎阳。今天，栎阳城遗址位于西安市阎良区的中部。这一迁都决策，震动了整个秦国。

都城的选择，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它不仅象征着国家的权力，还反映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多方面的考虑。迁都，一项动辄影响国运的重大工程，必须经过国君深思熟虑。一个不慎，可能导致国家的衰败，而一个成功的迁都，则能够使国家步入一个新的辉煌时代。 迁都大致分为被动迁都和主动迁都两种情况。被动迁都是由于外部威胁迫使迁徙，譬如西周末年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最终导致首都镐京被外敌摧毁，周平王迁都洛阳，从而揭开了东周时期的序幕。那一时期，周天子的权威丧失，诸侯割据，进入了战乱不断的时代。

而秦献公的迁都，却有着明确的战略意图。 首先，他考虑到国内的政治因素，迁都的直接目标是摆脱秦国内部老世族的控制，解放君权。雍城自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开始便是秦国的都城，长达294年，期间经历了19位国君的治理。这座古老的城市早已成为旧贵族势力的温床，盘根错节的家族利益，成为了秦献公施行改革的最大障碍。为了更好地推动国家的变革，秦献公选择了栎阳作为新的都城，这不仅能够摆脱老贵族的束缚，还能为自己带来更大的权力和更广阔的施展空间。

迁都之后，秦献公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公元前379年，他将蒲、蓝田、善、明氏等边境地区设立为县，并派遣官吏进行管理，秦国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巩固。此外，公元前378年，秦国首次开通集市，并对工商业进行规范化管理，开始征收营业税，标志着秦国经济体制的逐步成熟。 公元前375年，秦献公创立了户籍相伍的制度，将五户人家编为一伍，互相帮助，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农忙时互帮互助。如果其中有人犯罪，其他四户也要负连带责任。这个制度的执行，使得社会治安有了显著改善，百姓互相监督，国家的安定得到了保障。 然而，迁都栎阳不仅仅是为了内部改革。第二个考量，是为了收复失地，特别是河西地区。 魏国早在公元前408年，通过李悝变法，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并迅速吞并了秦国的河西之地，设立了河西郡。这一地区的丧失，对于秦国来说，是极大的耻辱。秦国人民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不服输精神，正如古人所言：赳赳老秦，复我河山，血不流干，死不休战！秦国的都城雍城当时位于偏远的西部，距魏国的边界较远。而迁都到栎阳，靠近秦魏边境，正好可以向魏国表明秦人不再退缩的决心，也展示了秦献公收复失地的雄心壮志。栎阳成为了秦国崛起的关键节点，历史的转折点。经过二十多年血战，秦国终于收复了部分河西失地。 栎阳虽然作为都城仅仅存在了三十余年，成为了过渡性质的都城，但这一时期的秦国无疑走上了富国强民的快车道。秦献公在这里病逝，秦孝公继位，商鞅变法的种子也在栎阳时期得到了萌芽。可以说，秦献公的远见卓识为秦国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成就，丝毫不逊色于秦孝公，甚至可以说，没有秦献公的英明决策，就没有秦孝公在秦国推行的彻底变法，秦国也不会走上最终的霸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