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新义州冷得邪乎。

气象台说，这是三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鸭绿江冻透了，冰层有一米多厚，卡车都能开过去。新闻上说，朝鲜北部遭遇特大寒流，咸镜道那边冻死了人，平壤下令全国动员抗寒。

我站在厂门口，看着外面的雪。雪不是飘的，是横着刮的，打在脸上跟刀子一样。车间里暖气烧得呼呼响，可温度还是上不去，只有五六度。女工们穿着棉袄干活，手冻得通红，哈出的气是白的，可没人停下。

那天晚上九点多，我最后一批走。出了车间，发现门口蹲着一堆人。

仔细一看，是七八个女工，缩在门廊底下，挤成一团，身上裹着工服，头埋在膝盖里。雪落在她们身上，积了薄薄一层。

“怎么不回家？”我喊。

她们抬起头，是崔姑娘，还有几个住得远的。崔姑娘嘴唇冻得发紫，哆哆嗦嗦说了一句。翻译小朴在旁边说：“厂长，她们说太晚了，走不回去。等天亮再走。”

我看看表，九点半。天亮还有八九个小时。零下三十度，蹲在门廊底下，八九个小时。

“走不回去？”我问，“多远？”

崔姑娘说，四十里。走快点，四个小时。可路上全是冰，天黑，不敢走。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动。脑子里想起的，是四年前那个晚上，朴英淑蜷在仓库纸板上的样子。一模一样。只是换了一批人，换了一个冬天。

“进去，”我说，“进车间。”

她们摇头，说车间是工作的地方，不能睡。

我把门推开：“我说能就能。”

那天晚上，我让她们在车间里打地铺。暖气片边上，铺上纸板，盖上工服，凑合一宿。崔姑娘躺下之前，看了我一眼，说了句话。

小朴翻译：“她说，厂长，厂里真暖和。比家里暖和多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第二天，我把小朴叫过来，让她陪我去崔姑娘家看看。

车开到村子边上就进不去了。雪太厚，得走。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一间土房子前。房子矮矮的，墙裂着缝，窗户糊着报纸，门是几块木板钉的，关不严。

推门进去，一股冷气扑面而来。屋里比外头暖和不了多少。炕是凉的，灶台冷着，墙角堆着几根劈柴，省着烧。两个小的缩在被子里，盖着所有的衣服，只露两个脑袋。被子里头是稻草，不是棉花。

崔姑娘的娘躺在炕上，咳得厉害。见我来，要起来，我按住她。她攥着我的手，说了半天话。小朴翻译：“她说，谢谢厂长。闺女在厂里干活，能吃上饭，是她们家的福气。她说，闺女每天走四个小时去上班，早上三点就起，可她从来不叫苦。她说，闺女说厂里有暖气，可暖和了，她想让弟弟妹妹也去看看。”

我站在那个冰冷的屋子里，看着那两个缩在稻草堆里的孩子，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走的时候，我从兜里掏出几百块钱，塞给崔姑娘。她不要，拼命推。我说这是给弟弟妹妹买煤的，不是给你的。她才收下，低着头，肩膀抖。

回到厂里，我把账本翻出来。

建厂花了八十多万，全是借的。设备、原料、工资、海关打点，哪样都要钱。账上还剩不到五万块，够发一个月工资。再往下，就得借钱了。

可那些女工，每天走四个小时来上班，晚上蹲在门廊底下等天亮，因为厂里比家里暖和。她们说“厂里暖和”的时候，脸上带着的那种表情，不是抱怨，是满足。

我把小朴叫来。

“厂里有多少人住得远？”

“三四十个吧。最远的五十多里，要走五个多小时。”

“她们晚上都怎么回去？”

“不回去的。夏天就在车间凑合，冬天……冬天蹲门廊。有时候去老乡家借宿，有时候就熬一宿。”

“为什么不跟我说？”

小朴低下头：“她们不让说。说厂长已经够难了，不能给厂长添麻烦。”

我半天没说话。

第二天，我把朴干部找来。

“我要在厂里盖宿舍。”

他愣了一下：“宿舍？”

“女工住的。二十间，能住五六十人。带炕，烧煤。”

他算了半天账，说盖宿舍可以，但得朝方批，得走手续，得等。

“等不了。”我说，“冬天还没过完。手续你们走着，我先盖。钱我自己出。”

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然后点点头，走了。

盖宿舍那几天，我没让女工们知道。从附近村子雇了几个人，买了砖、水泥、木板，在厂区边上盖了五间房。没盖二十间，先盖五间，能住二十个人。炕是那种朝鲜式的，下面走烟，烧起来热得烫手。

完工那天晚上，我把住得最远的二十个女工叫过来。

“以后你们就住这儿。炕烧得热，被子我买新的。晚上在这睡，早上起来直接上班。”

她们站在那几间房子前面，愣愣地看着，没人说话。崔姑娘走进去，摸了摸炕，烫的。她转过身，看着我，眼眶红了。

“厂长，”小朴替她翻译，“这炕，是给我们烧的？”

我说是。

她蹲下来，把脸贴在炕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哭了。

宿舍盖好那天，食堂也改了规矩。

以前晚饭是馒头、白菜汤，偶尔有点肉末。我跟厨师说，以后每天晚饭必须有肉，一人至少二两。红烧肉、炖肉、炒肉片，轮着来。菜里多放油，汤里多放蛋花。

厨师说，厂长，这得多少钱？

我说，你别管多少钱，我自有办法。

那天的晚饭，食堂里热气腾腾的。一大盆红烧肉端上来，油汪汪的，香味飘得整个厂区都是。女工们端着碗，看着那盆肉，没人动。

我说吃啊。

崔姑娘站起来，走到盆边，夹了一块肉，放进碗里。然后她没吃，拿塑料袋包好，塞进兜里。

其他人也动了，可都一样——每人夹一块，包起来，塞进兜里。然后低头吃米饭，就着菜汤，吃得干干净净。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

小朴走过来，小声说：“厂长，她们要带回去。给家里老人，给弟弟妹妹。”

我说我知道。

可我看着那一盆肉，一点没动，心里还是难受。

那天晚上，我去了宿舍。

炕烧得热，二十个女工挤在里头，被子是新买的，厚实，军绿色的。她们看见我进来，要站起来，我让她们躺着。

崔姑娘躺在最里面，被子盖到下巴，露着两只眼睛。她看见我，眼睛弯了一下，是笑。

我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看着她们。屋里暖烘烘的，外面风刮得呼呼响。她们挤在一起，像一窝小鸟。

崔姑娘突然坐起来，从枕头底下掏出个东西，递给我。是一个小布包，打开，是一双手织的袜子——灰色的，针脚比上次细多了。

“我新织的，”她说，“厂长穿上，暖和。”

我接过来，攥在手里。她的手上还是裂着口子，贴着胶布，可这回指甲缝里干净了，没有鱼鳞。

“弟弟妹妹呢？”我问。

“在家。”她说，“炕烧着呢。厂长给的钱买的煤。他们可暖和了。”

我点点头，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二十个姑娘，挤在那个暖烘烘的屋里，眼睛都看着我。

崔姑娘说了一句话。小朴翻译：“她说，厂长，我们这辈子，第一次住上这么暖和的屋。”

我没回头，推门出去了。外面风刮得脸生疼，可我不觉得冷。

那年冬天，厂里陆陆续续又盖了十间宿舍。能住四十个人了。

住得远的，全住进来。住得近的，也有不少跑来蹭炕——家里实在太冷，不如厂里暖和。炕上挤不下，就打地铺，铺上纸板，盖上工服，也暖和。

食堂每天晚饭都有肉。肉是丹东那边买的，从冰上运过来，冻得硬邦邦的。一盆一盆的红烧肉端上来，女工们还是老规矩——夹一块包起来带回家，剩下的明天再说。

可有一天，崔姑娘没包。

她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然后看着那盆肉，又夹了一块，吃了。

其他人看着她，愣住了。

她说了一句话。小朴翻译：“她说，我妈说，厂长让咱们吃，就吃。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有力气干活，才能让弟弟妹妹多吃。”

那天晚上，那盆肉吃完了。

不是带回去的，是吃下去的。二十个姑娘，围着那盆肉，一口一口，吃得很慢，像在吃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

崔姑娘吃完，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

“厂长，”她说，“我弟弟说，等他长大了，也来厂里干活。他说，他要给厂长织袜子，织好多好多。”

我扭过头，假装去看墙上的温度表。

2016年2月，寒流过去了。

新闻上说，这是朝鲜三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冻死了好多人。新闻上说，联合国粮农组织又发报告了，说朝鲜粮食缺口还有一百多万吨。新闻上说，新义州特区还在规划中，可什么时候能建好，谁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天早上，太阳出来了。

我站在厂门口，看着那些女工从宿舍里走出来，穿着工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阳光照在她们脸上，照出她们的笑。

崔姑娘走在最前面，看见我，跑过来。

“厂长，”她说，小朴在旁边翻译，“我妈说，今年过年，我们家能吃上肉了。她说，谢谢厂长。”

我看着她，看着她身后的那些姑娘，看着那排冒着热气的宿舍。

“不用谢我，”我说，“谢你们自己。是你们自己，把日子往前走了。”

她们没听懂。小朴翻译了，她们还是没听懂。可她们笑了。

那天晚上，我在账本上记了一笔：

“2016年2月，借了三十万，盖了十五间宿舍。食堂每天二两肉。账上还剩两万块。”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可她们笑了。值了。”

车过鸭绿江的时候，天快黑了。

我坐在车里，攥着那双新袜子，看着对岸那些灰蒙蒙的灯火。她们还在那边。她们还住在那个暖烘烘的宿舍里。她们还在等，等明年开春，等肉便宜点，等弟弟长大，等新义州真的会好。

朝鲜那地方，苦是真苦。可那些人，好也是真好。她们那么薄的身体，扛着那么重的家。她们住上暖和的屋，就能笑出来。她们吃上一顿肉，就能记住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