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投资于人”时，我们谈论的究竟是什么？

今年两会，“投资于人”这样新颖的表述，高频次地出现在公众视野，并成为备受关注的政策关键词。翻开今年的“国家账本”，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大民生领域的支出占比达到了41.3%，成为了近年来公共预算支出规模的最高比例，这使得扩张内需的着力点，从传统的“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成了一种文明视角的回归，在机器轰鸣与数据流交错的时代，我们终于还是把目光聚焦在了那个最核心、也最复杂的变量：活生生的人。

有关“人”的处境近年来依旧在遭受一系列的挑战。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正在重塑就业版图，“数字专员”、“提示词工程师”这些新鲜的名词如同海面上泛起的涟漪，绵长光亮而渐渐扩大，而浪花之下那些旧有的基本岗位也在被时代浪潮悄无声息地卷走。

失业的阴影在社会中笼罩着，焦虑如雾气一般在人群中弥散开。“大家高矮胖瘦不一，却乌泱泱地挤在同一条道上，只比爆发力和短跑速度”。全国政协委员欧阳宏伟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内卷”问题。在这个时代，我们一边焦虑着饭碗随时会被机器抢走，一边又不得不在现实的泥潭里被卷得喘不过气。

两头都是悬崖，中间有一条窄路。

当“办公室”作为我们肉身的收容所，所谓的“人”，终究还是要落回到一张椅子上。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它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坐”在一起？这股关于生存、关于空间、关于存在方式的迷茫与追问，可以在这样一本书中得到答案。

它是法国民族学家帕斯卡尔·迪比的 《办公室人类史》。

内容简介

《办公室人类史》将带领读者穿梭于历史长河，探索“办公室”如何成为现代社会运作的核心，并一步步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面对近些年来崭新的工作方式的冲击，我们和我们的工位又将何去何从?我们会见证统治了人类数百年的“办公室”的消亡吗?

作者以民族学家广博的知识面，揭示了“坐着工作”这一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本书以幽默生动又富有洞察力的文字，为读者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探秘之旅。

书名：办公室人类史

作者：[法]帕斯卡尔·迪比

译者：梁菁宜

定价：69元

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11月

简述人类“坐着”的历史

法国著名民族学家帕斯卡尔·迪比最新力作

全国首位人类学民族学长江学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纳日碧力戈倾情作序

献给每天奔波于通勤路上的人们

法国著名民族学家帕斯卡尔·迪比开启了一次探索之旅，揭示了是什么让办公室和久坐的工作成为我们现代社会运作的核心，并一步步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作者简介

帕斯卡尔·迪比(Pascal Dibie )

民族学家，巴黎第七大学教授，长期研究人类社会空间的象征及其文化演变。

已出版《被发现的村庄》《卧室人类学》《门的人类学》等著作。

其作品以独特的民族学视角，将文学作品中的描述与社会观察结合，揭示了人类如何通过空间塑造自身文化。

探究“办公室”这件事

《办公室人类史》序二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是比办公室更严肃、更令人生畏的了，或者说办公室就是严肃、恐惧的代名词。但是，人们对于办公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它是美妙的、让人流连忘返的；也有人说它是令人感到压抑的、无法承受的……关于办公室的体会林林总总，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这本书中，我们要讨论的不只是一间简简单单的办公室。我们知道：用于办公的家具、房间、组织、居所，只要我们愿意，都能跟办公室沾上边儿。但请注意，真正的“办公室”，即我想在本书中探究的办公室，是那种普遍意义上的办公室，是公务员、职员、行政人员使用的办公室，也是我们自己常去的办公室：在那里，灯光准时亮起，又准时熄灭；在那里，总有人和扶手椅。办公室、办公桌是淹没在文件、会议、指令、任命和贺词里的公民生活的标志和写照。从笔纸时代开始，文件就见证着一切，在一张又一张办公桌上，它们无数次地被放下、书写、签字、盖章，辗转好几个部门，直到得到上层领导批准。三个世纪前，法国社会高速发展，催生了法国大革命。在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迫切需要下，办公室应运而生，并发展成一个个组织，遍地开花。在人们千方百计的努力下，这些组织形成了不容争辩的强大机关。我们从国王那儿被解救出来后，又被带到办公室里去。办公室令我们相信了世俗的信仰，可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是否真正信仰它，但我们说服自己：我们需要办公室。

回想起我历时六年的“餐桌学习”，包括学习如何正确握着餐具、如何坐在椅子上而不会掉下来、如何正确吃饭。接着，我就被送进公立学校，这所学校用世界上最严肃的态度负责我的“书桌学习”……我这一代人，谁没有一些“课桌回忆”呢？

然而，我们是否真的意识到我们所接受的训练呢？学校通过缓慢而又持久的方式教育我们要坐在小桌子后学习，那是一种仄逼又不舒服的感觉。我们要忍受这些课桌很长很长时间，直到它们无法承受我们—久而久之，我们终于把它们搞坏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成年进入高等学府，按照平均一学年223天，每天6小时在书桌前来计算，每个学年就有1338小时的书桌时间，而最优秀的学生要度过这样的12个学年。别再告诉我办公桌对我们的公民生活没那么大影响了！我们大部分的青春都在接受这种训练，这绝对给我们留下了烙印，至少留在我们的身体和生活节奏里。

我们从小学开始就被变成“树桩小孩”，或者说得好听点，变成“坐着的人”，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学校执行这种不言而喻的强制性纪律的目的，既是要启蒙智力，又是要训练身体，最后对我们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不过，我们也会记得那些日子里的趣事—把手肘支在倾斜的儿童书桌桌面上，从抽屉和想象中汲取无限的精神力量。从那时起，我们就学会了如何“坐在那里”，又“不在那里”，就像真正的小官员那样。当时是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科蒂将就任总统，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仍写在课本里。我们构建了世界，它有多努力地驯服我们，我们就有多努力地对抗。“严肃”，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是严格，更是无聊的权威。

国家听从卫生专家的建议为我们考虑了一切，然而这种极其不符合人体工学的课桌还是诞生了，学校成了法国“脊柱侧凸”的发源地。更糟糕的是，为了避免微生物和寄生虫感染，这些桌子起初是单人桌，但后来发现这样太贵了，于是就改为配备双人桌。我们知道，在双人桌上，右边的孩子总要做出牺牲，他必须僵硬地侧过身子，朝向桌子侧边，以防自己的左手肘阻碍同桌写字；尤其是，与单人桌的长度相比，双人桌短了10厘米，而孩子们的身体正在迅速长大。更有甚者，后来他们还规定桌子和椅子应该连接到一起，这样孩子们就不能随意改变座椅和课桌之间的距离了；还提出应该把课桌和座椅固定在地上以避免混乱，就像禁止使用可翻盖课桌一样—否则会过于嘈杂且容易出问题。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还有这样一则声明：“学生不应把脚放在地上。”大概就是因为这样，有些学生离开学校后就成了诗人。我想起马克斯·雅各布曾提出这个问题：“‘严肃’到底是什么？自己也对加诸他人的观点深信不疑，才算是严肃。”

20世纪60年代，教室焕然一新，我也进入了高中，小课桌、斜桌面和墨水瓶的时代过去了。管式课桌开始出现，它更轻便、更灵活。我坐在高椅背的舒适椅子上，面对一张水平的课桌，手握比克（Bic）圆珠笔，不再具有约束性的桌子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可能。国家放任不管了，不再想着无论如何都要让学生们坐在原地，而是减少了束缚。彼时，我们也开始想象办公室生活也可以是另一种生活方式。以前强硬的纪律不再是好办法了，想要生产，就要创造工作的欲望，并且停止约束。坐着，不再是获得智慧和表现服从的唯一条件与标准。我们完全可以围着桌子聚起来，拖上自己的椅子，来一个“小型研讨会”，就像在大学里那样。

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曾坐在大学的办公室中工作。如今，在我住的地方，巴黎和勃艮第，我还是常常坐在办公桌前。我在巴黎的办公桌是一张旧的狩猎桌，放上猎物会有点晃动，我在桌子的一脚垫了个木块。我在勃艮第乡下的办公桌是曾祖父留下的一张书桌，特别矮，那时的法国书桌总是这样，但它的木工极好，侧面有雕刻，并配有巨大的、做工精细的贯通抽屉。不过，我也用曾祖父的这张桌子放置其他东西，而不只是放置一台重量远不如庞大的打字机的小电脑，我还在这张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以及我从不同时空搜集的来自当天、前一天和上个世纪的“宝贝”。我就是在勃艮第的办公桌上完成这本书的。我坐在这儿正合适，带万向轮的扶手椅坚固又舒适，随我在上面怎么翻腾。如果没有这张椅子，我“坐着的生活”将毫无生气。

就在最近，我还在想：我是从哪儿学会了待在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前，待那么久，还那么有耐心，甚至那么快乐的呢？我要去探究一下。我相信在本书的最后，应该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