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桉 编辑：梦里不知身是客 过去几十年，非洲似乎一直在做一笔不太划算的生意：矿藏从地里被挖出来，装船离港，运往遥远的加工中心；等它们变成手机、汽车、芯片这些高附加值产品后，再以更高的价格被买回本土。价值链最丰厚的那一段，几乎都留在了别处，而非洲拿到手的，只是资源本身的价格。 但到了2026年，这个延续已久的剧本，开始被重新书写。 今年1月8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非盟总部迎来中非人文交流年的启动仪式——恰逢中非建交70周年。仪式本身固然重要，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谈判桌上的筹码，已经悄然变化。 过去的关键词是资源，如今却逐渐被技术和制造取代。非洲不再满足于单纯出口矿石，而是开始提出更直接的条件：可以谈资源，但必须把AI技术、工厂和产业链一起带来，在本地完成加工与增值。说得委婉一点是合作共赢，说得直白一点，是角色的重新定义与利益结构的重写。 这种转变并非凭空出现。非洲长期背负不小的外债，而中国又是其最大单一债权国之一，围绕债务与发展路径的博弈，使得非洲国家在合作中越来越强调价值回流与本地化生产。工业化与增值能力，逐渐成为谈判中绕不开的核心议题。 也正因为如此，非洲在与中国及其他外部伙伴的互动中，越来越少接受旧有模式——只卖原材料、只买成品，把利润空间全部让渡出去。 要理解这场变化，就必须看清非洲手中到底握着什么牌。

最硬的一张牌，是矿产。无论是AI芯片、电动车电池，还是新能源产业链，都离不开锂、钴、稀土等关键资源，而非洲恰恰是这些矿产的重要富集地。过去，这些资源往往出矿即出口，加工与增值环节全部外移。 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据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今年的梳理，到2026年，已有至少13个非洲国家禁止未经加工的关键矿产出口。这意味着一个清晰的信号：原料可以卖，但必须在本地完成初步甚至深度加工，把附加值留在非洲。 与此同时，非盟也在推动更具结构性的动作——尝试把多个产矿国整合成类似资源联盟的合作机制，通过集体议价增强话语权。单一国家力量有限，但当几十个国家协同行动，国际市场就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定价能力。 这股趋势之所以加速，还与全球大环境有关。关键矿产正成为各国争夺的战略资源，稀土、锂、钴需求持续上升，谁掌握资源，谁就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 在这种背景下，赞比亚与刚果（金）甚至联合打造跨境经济特区，在边境区域直接吸引电动车零部件企业落地，把制造环节锁在非洲内部，而不是让其外流。 另一张正在崛起的牌，是人口与数据。 非洲拥有约14亿人口，其中超过六成年龄低于25岁。这不仅意味着一个快速成长的消费市场，更意味着一个持续产生数据的庞大数字生态——而数据，正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燃料。

矿产、市场、年轻人口，这三重结构叠加，使非洲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的议价能力明显提升。 因此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变化：卢旺达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电动车产业链，并明确要求技术转移条款；摩洛哥正在建设非洲首座电动车电池超级工厂，预计年内投产；埃塞俄比亚则更进一步，一边推进AI大学建设，一边公开提出，要从技术使用者转变为技术生产者。 非盟发布的《非洲大陆人工智能战略》，也为这一方向定下基调：以非洲自身发展需求为中心，走自主可控的数字化道路。 更重要的是，这些并非停留在口号层面。非洲目前活跃着2400多家AI相关创新机构，其中约40%为初创企业；2022至2023年间，流入非洲AI初创公司的风险投资达到6.41亿美元。 阿尔及利亚、贝宁、埃及、毛里求斯、卢旺达、塞内加尔等国家，已经相继出台国家级人工智能战略。埃塞俄比亚尤其积极，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公开呼吁非洲从AI消费者转向参与者，并强调必须守住数据主权，避免数字依附关系，发展符合本地现实的AI体系。 在亚的斯亚贝巴，当地还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建立AI创新孵化基地。按照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有望为非洲带来约2.9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 面对这样的潜在规模，非洲显然不愿继续停留在产业链底端。 说到底，这一轮转变的核心，是非洲试图摆脱资源提供者+廉价劳动力+数据源头的单一角色，进入更高价值的产业分工体系。

当然，现实并不轻松。非洲各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教育水平与治理能力方面差异巨大，发展极不均衡；同时市场碎片化严重，如果缺乏协调机制，很容易各自为战，削弱整体议价能力。 机遇真实存在，结构性短板同样真实存在。 为什么是中国，双赢又是否成立 问题自然随之而来：既然要寻找合作伙伴，非洲为什么频频选择中国？ 原因在于，这种合作在现实层面形成了高度互补。 非洲需要的是能够落地、成本可控、并且愿意进行能力转移的技术与产业方案；而中国恰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超过600万家制造企业，以及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低成本AI能力。 以DeepSeek等模型为代表的技术进展，使AI使用成本显著下降，让许多非洲创业者第一次真正用得起AI，而不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一些当地媒体甚至形容，这一变化重新点燃了数字化希望。 中国方面同样有现实考量。一方面，中国持续推动普惠AI和数字包容，将人工智能视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非洲的资源与市场本身也是重要战略变量。 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谁能在全球南方建立更稳固的合作网络，谁就能在未来格局中占据更有利位置。

更重要的是，双方合作的制度框架早已铺设完成。 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提出十大伙伴行动，明确将在2025至2027年间推动20个数字基础设施项目落地。与此同时，中国与非盟委员会签署科技合作框架文件，中非之间的长期合作机制不断强化。中国外长连续多年将非洲作为年初出访首站，这一传统已持续三十余年。 框架已搭好，接下来比拼的是具体项目的执行质量。 从表面看，这种合作具备双赢逻辑。但现实并非单线发展。 非洲并未将合作对象押注于单一国家，而是在中美等大国之间同时展开接触与谈判，通过竞争获取更优条件。在这种策略下，非洲的议价能力反而被进一步放大，它更希望成为规则的利用者，而非简单的追随者。 但真正的难点，在于技术转移的真实性。 所谓技术转移，从来不只是设备搬迁，而是知识体系、工程经验与产业生态的整体迁移。如果只建工厂、不给能力，本地无法维护、无法升级，那么产业仍然是外部控制的延伸。

这就引出一个现实问题：一座工厂即使建在非洲，如果核心维护、技术迭代仍依赖外部团队，那它究竟属于谁？ 对中国企业而言，真正深入的技术转移意味着成本上升与潜在竞争者的成长，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反复权衡的问题。 与此同时，围绕数据殖民的讨论也在增加。有观点认为，在合作过程中，数据与价值可能出现不对等流动。 一些统计显示，已有11个非洲国家投入超过20亿美元采购AI安防监控系统，其中部分设备来自中国供应商，而相关融资与服务条件往往绑定技术采购。这类模式引发了对数据控制权与长期依赖性的担忧。 另一种更隐性的风险来自AI产业链底层。在不少非洲国家，外部科技公司利用廉价劳动力进行数据标注等基础性工作。这些工作技术含量低、报酬有限，却是AI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讽刺的是，这种价值链底端角色，正是非洲长期希望摆脱的位置，而现实中却可能在新技术周期中被重新固化。 值得指出的是，这并非单边现象，西方科技公司同样长期参与类似模式。因此非洲的警惕对象并非单一方向，而是整个全球技术体系。 这些争议并不能否定合作本身，但它提醒一个现实：所谓双赢，不是口号，而是需要在合同条款与执行细节中不断被验证的结果。 最终，这场变局与普通人也并非无关。无论是手机、电动车中的矿产来源，还是未来制造业布局变化，都与这场全球产业重构密切相关。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集体尝试：是否能够在人工智能与新工业革命中，从原料供应端向价值创造端上移。 非洲正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同样追问。 与此同时，数据的价值仍在上升。有研究认为，高质量训练数据正在趋于稀缺，而非洲14亿人口、多语言、多场景的数据结构，未来可能成为全球AI竞争中的关键资源。 也因此，今天看似仍在起步阶段的筹码，在未来未必会减弱，反而可能增强。 至于最终结果，现在仍难下定论。真正值得观察的，不只是协议签了多少、项目启动多少，而是那些技术转移，是否真的转化为可以独立运行的产业能力。 是停留在交钥匙工程，还是形成真正自主的工业体系，时间会给出答案。 明年的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将在刚果举行。届时，那些关于矿产换技术的设想，究竟是进一步落地，还是停留在愿景层面，会更加清晰。 20个数字基础设施项目落地情况如何，产业联盟是否真正具备议价能力，这些细节，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具决定性意义。

有一句老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但这一次，非洲所期待的，或许已经不仅是渔，而是能够自己造船、自己出海的能力。真正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鱼，而在于是否掌握了整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