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东出三峡，北靠大巴山、南接武陵山，山地地形限制了日军机械化部队与海军推进，加之四川丰饶的物资与人口，使其成为稳固的大后方。

迁都不仅是政府机构的搬迁，更是对工业命脉的抢救。1938年，沿海、华中的3万多工人、近10万吨兵工设备与物资运抵湖北宜昌。此时面临着三峡航道狭窄、枯水期将至的困境。时任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提出了分段运输方案，利用40天时间抢运了平时一年的运量，这段历史被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迁至重庆的工厂中，金陵兵工厂改称第二十一兵工厂，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正面战场三分之二的武器弹药由其供应，这即是如今长安汽车的前身。江南制造总局龙华分局迁渝后，则成为中国第一辆民用摩托嘉陵CJ50的摇篮。

三线建设与战略腹地

20世纪60年代，基于国防安全考量，中央决定在西部建设战略后方。1965年，重庆凭借抗战遗留的工业根基与黄金水道运输条件，被定为常规武器生产中心。

在三线建设期间，重庆兵工企业迅速扩张，形成了完备的配套体系。位于九龙坡区的西南铝业，前身是1965年始建的冶金部112厂，如今已是中国航空航天高端铝材的核心供应商，为运载火箭及国产大飞机C919提供关键铝合金材料。

军转民与新赛道突围

改革开放后，兵工厂面临转型。嘉陵机器厂于1979年造出民用摩托CJ50，带动了零部件产业链的崛起。长安机器厂则转向民用汽车领域，与铃木合作生产的小面包、小货车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如今，这种积累已转化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竞争力。赛力斯等企业借助产业协同能力，推动了问界M9等产品的亮相。重庆工业的发展路径，显示出的是将历史工业能力转化为下一代产业竞争力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