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媒近日报道，斯坦福大学2026年AI指数等多项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人工智能的乐观度、信任度均大幅高于美国，两国在技术发展经历、监管认知与社会氛围上的差异，造就了这一明显的观念分歧。

今年5月，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毕业典礼上，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因盛赞人工智能的“巨大收益”遭到嘘声；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正在报道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积极拥抱人工智能的热潮。

这种反差折射出更大范围的观念分歧。斯坦福大学AI指数报告显示，在所有受访国家中，84%的中国人对AI感到兴奋，占比为所有受访国最高；美国该比例仅为38%。另一项调查显示，仅32%的美国人信任AI，中国的信任占比为72%。这一差距并非源于中国人看不到AI风险，或是美国人更少使用AI，核心分歧在于：AI的红利能否惠及普通人，以及是否有主体能够对这项技术进行有效管控。

中国消费者同样担忧AI诈骗、深度伪造问题，以及AI对子女发展前景的影响；美国人日常普遍使用AI，对AI发展的投入也远超其他国家。但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过往的技术发展不断拓宽了个人发展机会，因此对AI的焦虑反而会推动人们接纳而非抗拒这项技术；对多数美国人而言，过去十年社交媒体、虚假信息和科技权力集中带来了相反的影响，焦虑催生了对监管护栏的需求，而非更快推广AI。

当前美国舆论场中，硅谷的AI鼓吹者近乎陷入“准宗教狂热”，正如记者蒋恺伦（Karen Hao）所言，他们相信机器很快将超越人类能力，几乎会接管所有工作，率先取代人类岗位。这一观点主导了美国舆论，安特罗皮克（Anthropic PB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警告称，AI可能消灭一半入门级白领岗位，埃隆·马斯克也推测，未来终有一天“不再需要人类工作”。面对这类预测，美国人已经开始设想“永久下层阶级”等场景。

中国并非没有类似担忧：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马特·希恩（Matt Sheehan）对中国AI政策专家的非正式调查显示，就业问题从2024年初的第六大担忧，升至2026年初的第二位。此前武汉出现反对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抗议，民众指责自动驾驶出租车“抢了出租车司机的饭碗”，就是这一转变的标志。中国政府对舆论的引导管控更强，部分不满声音可能因网络审查难以公开传播。

即便如此，乐观（至少是接纳）的情绪仍盖过了担忧。在中国，AI大多被视为实用工具或娱乐附加功能，部分原因在于当前AI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范围小于美国。近80%的美国劳动者从事服务业，中国服务业劳动者占比约为46%，还有约五分之一的劳动者仍从事农业，因此当前AI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范围小得多。

随着AI向通用人工智能（即多数领域能力超越人类的AI）发展，受影响的岗位数量和类型都会增加，但中国民众普遍认为AI也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通用人工智能仍是中国AI行业的发展目标：Z.ai的唐捷表示，通往通用人工智能就是公司的全部目标，月之暗面（Moonshot）、深度求索（DeepSeek）也都表达了相同观点。但即便是中国的通用人工智能支持者，也大多强调AI会服务于现有经济中的从业者：提升生产率、改善用户体验、把人们从烦琐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这就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凯尔·陈（Kyle Chan）今年5月在《纽约时报》撰文的核心观点：中国接受AI，但不盲目追捧通用人工智能。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hina Acade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院长余晓晖写道，AI将成为生产生活中的“共生伙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简言之，AI会创造新机会，让所有人更富裕。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AI会让自己更富裕”的判断并不突兀，反而符合过往经验。过去二十年，技术发展为多数中国消费者拓宽了获取资源的渠道：移动支付、网络购物、廉价快递、短视频、外卖；零工经济还帮助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获得工作。对很多山区农村人口来说，商品、小额贷款和线上知识都是随着智能手机普及才获得的，目前中国智能手机普及率约为80%。技术发展周期伴随居民收入增长，2021年中国政府宣布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无论二者是否直接相关，时间上的重合让民众普遍将技术进步与生活改善联系起来。当发展起点更低时，民众对收益的感受更加强烈，在中国，技术带来的繁荣和资源普及被解读为生活的安全与保障。

对普通美国人而言，过去二十年技术发展带来的感受完全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原本的发展基础更好，早已拥有大型零售商场、信用卡和可靠的邮政服务。互联网和电商的崛起更像是在原有富足生活基础上增加的便利，而非从稀缺到繁荣的颠覆性改变。优步科技（Uber Technologies Inc.）首席执行官达拉·科斯罗萨西（Dara Khosrowshahi）在播客中表示：“魔力很快变成日常，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过去十年，美国最受关注的科技事件大多带来负面影响：社交媒体伤害青少年心理健康，即时配送的碳排放问题，爱德华·斯诺登曝光监控事件后公众信任崩塌。这些问题并非美国科技独有，但却让美国科技企业在国内被塑造成反派，中国科技企业大多没有这样的负面公众印象。相反，中国科技巨头都布局了扶贫项目，投入大量资金参与政府的“共同富裕”建设，推动财富更广泛分配，无论实际影响如何，这都强化了科技行业最终受国家监管、服务公共利益的公众认知。

中美都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平等，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更引发美国人不满，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的超级富豪更低调，较少炫富。更重要的是，财富并不总能转化为权力，在中国，最终公共权力掌握在职业技术官僚手中，这一点塑造了民众对AI控制权的认知。

在美国，政府和科技巨头看起来利益绑定：政商旋转门、亿万富豪游说、风险资本家出任白宫“AI沙皇”、科技高管资助竞选甚至亲自参选，公众越来越觉得缺乏中立监管者，因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利益绑定。

在中国，权力秩序更加清晰：越界的企业创始人会被约束，推行垄断、侵害员工权益的平台会被处罚，政府推出“共同富裕”后，科技企业纷纷公开表态支持。美国人担心，在AI威胁民众生计之前，政府不会对科技巨头进行足够约束；在中国，虽然经历了2020年代初的互联网反垄断整顿，企业家和投资者可能会担心政府政策变动，但公众从不怀疑自身权益会得到保障。

对技术驱动繁荣的历史记忆、相信政府能够管控行业不偏离轨道，这两点解释了中国民众对AI更乐观的原因。中国接纳AI还有另一个特点：在竞争激烈的社会文化中，焦虑很少会变成彻底拒绝。这种状态有一个常用词——“内卷”，即为了保住现有位置不得不更加努力，这个词现在也用来形容电动车价格战、外卖平台竞争。对落后的恐惧，盖过了对变化的恐惧。

教育领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杭州、北京等城市已经将AI课程列为必修课。中国家长争相送孩子参加AI课外班，因为青少年机器人、奥数已经不足以提升竞争力。深度求索推出大模型后，淘宝、小红书等平台几天内就涌现出大量廉价的提示词课程，深度求索模型本身也很快落地到手机、家电、汽车和医疗场景。这场AI热潮与其说源于自信，不如说源于怕错过风口的焦虑。

这种由焦虑推动的接纳说明，中美对AI的观念分歧不能简单用乐观和悲观概括。分歧部分源于视角差异，更源于不同的技术发展记忆、民众对监管能否约束科技巨头的不同信心，最重要的是，民众能否想象AI会改善自身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