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百姓最崇拜“清官”，时常会出现万人空巷挥泪别清官的景象，更有百人抚棺、万人送葬的场面，老百姓将清官比作“青天大老爷”、“再生父母”等。那么在封建时代，清官就真的是好官吗？我们以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位清官为例，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第一位是北宋的包拯。在《宋史》里，有关包拯的记录不多，只有一条。说包拯在做天长县知县的时候，一户人家耕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案子告到县衙，包拯便让原告杀牛，引出与他有仇的真凶来。从其他史料的记载是包拯的履历、言论和他人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出包拯个性强烈，往好了说是锐意创新，往坏了说是特立独行。 包拯一不怕权贵，二为民伸冤，使得“贵戚官宦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人缘不好。有时，包拯甚至不顾规定和礼节，当面质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同僚们下不了台。很明显，这样的清官非常的不合群。

宋仁宗对包拯的评价也很客观：“忠鲠之言，固若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也就是说，在仁宗看来，包拯是“无害”的却不一定是“有益”的官员。 第二位是明朝的海瑞。海瑞比起包拯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清正”更甚，也更不合群，人缘差到同僚都对他敬而远之。他在江苏任上被革退后，一直赋闲在家。而民间一直呼吁“海青天”能东山再起，为民做主，后来就连朝中官员也纷纷要求海瑞复出。 不过内阁首辅张居正却对海瑞不屑一顾，他说：“应多用循吏，少用清流。”在张居正眼中，海瑞固然清廉，也很公正，但其性格孤傲，自视清高，并不具备地方行政能力，而万历皇帝则对海瑞更看不上眼，直接斥责他“迂憨”。结果，海瑞是复出了，但只是作为一个典型被放在了官场。

第三位是清朝的施世纶。康熙四十年（1701年），施世纶得到了康熙帝的一个评价，他在上谕中说道：“施世纶朕深知之。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执：百姓与生员讼，彼必庇护百姓；生员与缙绅讼，彼必庇护生员。夫处事唯求得中，岂可偏私？如施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 康熙这个评价很实事求是，施世纶的个人操守没有问题，绝对清廉，但是遇事偏执。康熙皇帝觉得这样的人最好去管理钱谷粮草，却不适合做司法工作。 我们将包拯、海瑞、施世纶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清官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性格偏激，事实上，这些清官断案的主要依据并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即使运用法律，也是一种道德化的法律。他们都重视结果，而不重推理。

这种执法方式导致了一种结果的，包拯也好，海瑞也好，施世纶也好，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政治考虑断案，没有一个人依法办事，而是依照自己的理念办事，这就是典型的“人治”。 封建制度下的官僚集团，清廉仅仅是官员群体应该具备的基本要求，此外还有很多能力需要具备，比如行政能力、大局观等，从朝廷的考核上说，清廉是道德考核的一部分，钱粮赋税征收、司法刑狱判决更为重要。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务实能干、手腕高超、顾全大局的父母官远比一个清廉却能力平庸或者刻薄恼人的父母官更为老百姓所接受。甚至在百姓的心中还有一种看法，作为父母官只要为民办事，治理地方，即便是贪那么一点点，也无伤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