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结构，不知是那个朝代形成，城里人与乡里人也不知什么时候叫开的。但从“嶙嶙居大厦，十指不沾泥”、“遍身罗绮者蚂薯，不是养蚕人”的古诗里得知，在封建社会里就有城里人和乡里人区分了。

不可否认，自古至今，由于城乡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居民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有较明显的差别。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里，城乡差别表现尤为突出。那时候，农业生产经常得到干扰和破坏，生产队一个社员往往每天的工分质只扯两角钱，甚至几分钱，月基本口粮仅二十多斤粮（谷），乡里多数人缺衣少食。对比乡里人，那时候城里人就好得多。城里一般都是工人，年收入一般比农民要高好多倍，每月都发粮票，一般每月都能买到三十斤左右粮（米）。乡里人吃谷，城里人吃米。吃谷人与吃米人相当大的差别。记得有年，我们垸里回来一位城里人，他到供销社买了一帽顶皮蛋，掇着帽顶，边吃皮蛋边说：“这皮蛋是城里人吃的，乡里人吃不起呵！”此人说得也不假，那年代有的乡里人一天劳动的工分钱，恐怕难买一个皮蛋。

那年代，乡里人羡慕城里人，在穿戴上爱学着城里人，但因为家里贫穷和乡下物资匮乏，往往难以学得到，甚至闹出东施效颦御侍笑话。城里人时兴穿尼龙裤，穿在身上“浪打浪”，乡里人觉得好美。也想效仿，但无钱买尼龙布，即使有钱在乡下也买不到。乡里人就地取材，将日本尿素尼龙袋，染上颜色，做成裤子，穿起来一样的漂漂荡荡，但下水几次，就露出日本尿素袋的“渣”。

那年代，乡里人尽力将自己变成城里人。我们村里有位男青年凭技术在城里某单位低待遇“做副业”（那时不叫打工），为的是自己转为城里人，可是，辛辛苦苦做了十几年了，他的身份仍是乡里人。村里有位年轻漂亮又有文化的姑娘，一位媒人将她介绍给城里大她十岁双脚残疾的人，开始她不同意，后来经家人的劝说，想到自己要变成城里人，她还是同意了。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部分农民靠勤劳和智慧渐渐步入致富之路。不愁吃穿，并且还在不断改善居住环境。如：修通村公路，建“当家塘”，改水改厕等。乡里人再不那么向往城市生活，也不那么羡慕城里人。一大批青年农民，在当地政府“转移剩余劳力，把农民变成不是农民”的闷拆者工作中，跨出山门，走向“外面世界”，有的在城市安居乐业，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城市的现代文明。在高楼林立、风景如画的公寓中，有乡下人的美丽的住宅；在车水马龙、树绿花香的街道上，有乡下人奔驰的“宝马”；在奇装异服、五彩缤纷的人海中，有乡下人的匆匆的踪影。有的打工青年，从城里给家乡不仅带回了发展资金，带回了现代文明，而且还带回了城里姑娘。如今，在城里很难分青那个是乡里人、那个城里人；在乡下特别逢年过节时，也很难区别那个城里人、那个乡里人。

话说回来，尽管城乡差别在缩小，尽管乡里人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在发生变化，但城乡差别依然存在，乡里人在享受发展的成果、享受现代文明总比城里人要慢半拍。如今，乡里人穿西装革履，城里人穿土布休闲装；乡下人烫发染发，城里人整容拉皮；乡里人吃上鱼肉鸡鸭，城里人减肥吃素；乡下人积攒资金到城里买房，城里人存款到乡下建别墅；乡里人家里摆电器，城里人藏古玩珍品；乡里人存款用存折，城里人炒股买基金；乡里人摩托车代步了，城里人私家车上路了；乡里人电灯电话，城里人手机电脑换几茬；乡里人晚上看电视、夸天或哄着孩子睡大觉，城里人晚上进歌舞厅、网巴或搓麻将；乡里人与进城孩子陪读，城里人请名师家教；乡里人赶时髦，进城买回叫不出名货给老婆、孩子，城里人怀乡叙旧，到乡下去亲吻大自然；乡里人逢年过节走亲串戚，城里人“黄金周”旅游观光。

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以及行为习惯不同，乡里人与城里人表现出的精神、气质、品格也有所不同。乡里人重乡情，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礼尚往来，城里人防范心里严重，邻里之间“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乡里说话高声大嗓、豪迈豁达，城里人说话斯斯文文、委婉动听；乡下人是一把冲锋号，只要你用就吹得响，城里人是一台生锈机器，要用很难启动；乡里人爱抠门，讲节俭，钱捏成水也舍不得花，城里人讲排场，善消费，大把大把地花票子。

乡里人，城里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各有所乐，各有所忧。

乡里人，城里人，祖辈都是乡下人；城里居，乡里住，根都在农村。乡下人，城里人同是一家人，原本不能区分。乡里人，城里人，但愿团结一条心，拧成一股绳，齐绘宏伟的蓝图，共建美好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