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宋时磊副教授

摘要

茶马古道和万里茶道都是当代学者在整理史实、回溯历史、挖掘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凝练出的原创性学术概念和文化标识，指向不同的时空和地理范畴。但随着话语影响力的起伏和变迁，个别地区存在将两个概念混淆使用的问题。基于此，从时间跨度、形成原因、线路文化特征、文化遗产的突出性普遍价值等四个方面，可以辨析两条文化线路遗产的内在联系及其独特性。茶马古道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起我国境内多民族共生发展的持续性历史框架，而万里茶道则形成了涵盖物质、制度、技术与文化等多维交流模式，是跨文明交流和对话的大通道。茶马古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千年回响，万里茶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百年生动实践和例证，两项文化遗产在当代焕发了新的生命，并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关键词

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文化遗产；概念史；文化线路

作为历史上重要的交通贸易网络，茶马古道与万里茶道在跨区域、跨文明交流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二者虽名称不同，但都以“茶”为纽带，都有道路和交通的强属性。21世纪以来，随着“文化线路遗产”概念及其实践，以及“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201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两条古道的研究热度快速攀升，但其概念混用、特征泛化等问题亦日益凸显。例如，中华文化促进会万里茶道（中国）协作体绘制的《万里茶道全图 （2021版）》将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以及四川雅安等地视为万里茶道的茶源地，而这些地区一般都被视为茶马古道的空间范畴；冯金平著作《赤壁茶与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源：羊楼洞》都将赤壁视为茶马古道的起点，而在万里茶道学术话语崛起后，无论是赤壁市人民政府还是当地学者目前都将“羊楼洞”视为欧亚“万里茶道源头”。2025年初，北京大学孙华的最新论文则提出广义茶马古道的概念，认为蒙古茶道（万里茶道）是茶马古道五条主要线路之一。

冯金平著《茶马古道源：羊楼洞》

那么，问题随之而来，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茶马古道和万里茶道，如何认识它们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各自“突出的普遍价值”该如何表达和陈述，成为一项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万里茶道已于2019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科学回答这些问题可以为其申遗提供学理性支撑。既有研究多侧重茶马古道或万里茶道单一文化线路的个案探讨，鲜有对两个文化遗产做系统辨析的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聚焦两个线路文化遗产的辨析，试图从概念界定、历史背景、地理分布、贸易功能及遗产特征等多层面切入，厘清两条古道的独特逻辑与交互关联。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文化线路”动态性与多样性的理论认知，更能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遗产保护与跨文明对话提供历史镜鉴，推动传统商道文化的当代转化与创新性传承。

一、时间跨度：当下凝练与历史回溯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茶马古道，还是万里茶道，都是当代提出的概念。当代文化复兴的整体趋势、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学人的文化自信和自觉等多种力量，共同促成了新的文化遗产话语的生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批年轻的青年学者一方面感受到在经济发展浪潮中云南日益边缘化的境况，另一方面又注意到中国西南边疆的文化传统随着现代化发展而走向消逝，在双重形势的驱动下，他们决定从民间、地方和自我的视角，开展田野调查。其中，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王晓松、徐涌涛、李林六人注意到西南地区的马帮文化，在1990年他们历时100天，通过徒步旅行的方式调查马帮行进线路及沿途的地理和文化环境。1991年，六人发表《超越——茶马古道考察记》，首次使用“茶马古道”一词，次年写成《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详细记录他们的这场文化考察过程及其研究成果。他们对茶马古道概念的界定为：“茶马古道在唐代就形成了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核心，西出印度、尼泊尔，东抵四川盆地西缘，东南至桂林的网络。”进入21世纪后，随着“普洱茶热”崛起，茶马古道概念开始广为人知。

木霁弘等著《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

相较而言，万里茶道概念出现较晚。最初，学者们更多关注中俄贸易问题。美国茶叶专家威廉·乌克斯在1935年出版的《茶叶全书》中，以较大篇幅分析了中俄之间以茶为主要对象的商队贸易（Caravan Trade），并将商队茶视为中国陆路茶叶贸易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初，知名史学家蔡鸿生撰文论述中俄之间的“商队茶”，涉及茶叶贸易路线问题，但没提出相关概念。1993年福建地方学者巩志较早使用“茶叶之路”，描述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贸易。但“茶叶之路”在当时并不特指中俄蒙之间的茶叶贸易路线，如庄国土1996年的论文指近代通过海路的茶叶对外贸易，2001年陈红伟的一篇论文用“茶叶之路”一词描述滇藏茶叶贸易，没有使用已经兴起的“茶马古道”一词。可见，当时学者们已经有意识地使用“茶”来提炼贸易路线的特征，但尚未形成概念共识。

2001年，庄国土再次使用“茶叶之路”刊文，用来描述19世纪中叶前中俄间的茶叶贸易。与巩志相比，庄国土把从恰克图到莫斯科这段路程纳入“茶叶之路”的范畴，将其拓展为“万里”。邓九刚2000年出版的报告文学《茶叶之路：欧亚商道兴衰三百年》以及美国学者艾梅霞（Avery Martha）2003年的著作《茶叶之路：中俄跨越大草原的相遇》，进一步带动了这一茶叶贸易路线的社会关注。受此影响，21世纪前10年，“万里茶路”这一更形象且颇有气势的词汇变得流行。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使用“万里茶道”一词：“继17世纪的‘万里茶道’之后，中俄油气管道成为联通两国新的‘世纪动脉’。”自此之后，万里茶道成为中蒙俄之间茶叶贸易路线的标准称谓。

Martha Avery 著 The Tea Road: China and Russia Meet Across the Steppe

在澳大利亚学者席格伦看来，茶马古道和万里茶道都是当代文化“再发现”的结果，属于“流动性叙事”（mobility narrative），这些“中国产生的话语量通过流动性和交流的网格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但不可否认，茶马古道和万里茶道在历史上有各自的时间指涉，且不尽相同。茶马古道缘起的具体时间历来有争议，在陈保亚看来，唐代以前就已有了茶马古道的原始形态，但格勒、任新建、孙华等学者大多认为其开通始于唐宋中原王朝同边疆少数民族的茶马互市，标志事件是唐与吐蕃开元十六年（728）在赤岭开设互市。宋代茶马法大兴，设置茶马司，官方主导的茶马贸易制度正式形成，茶马古道的路线也得以体系化；明清以茶“羁縻”少数民族的做法依旧盛行，滇藏、川藏茶马古道继续拓展，雍正年间废止官方茶马贸易后，民间马帮日益活跃；抗战期间因推行驿运制度，马帮一度十分繁荣；新中国成立后青藏、川藏、滇藏等公路与茶马古道的传统线路基本重合，传统马帮运输被现代交通工具取代，民族地区的茶叶供应通过全国计划性物资调配完成。因此，茶马古道前后有1 200多年的历史，影响深远，今日滇藏线的边民贸易通道、藏族的酥油茶等都属于茶马古道的文化印记和留存。万里茶道出现的时间相较要晚，17世纪末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使中俄边境贸易合法化，1728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使恰克图成为中俄茶叶贸易枢纽，横贯亚欧大陆的万里大通道就此形成。鸦片战争后，俄商深入中国汉口等内地购茶，海上交通兴起，万里茶道路线几经变迁，传统的陆路运输转型为海陆联运或者海上运输。1903年“中国东方铁路”开通以及“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贸易国有化并向印度购茶，导致万里茶道上的茶叶贸易在20世纪20年代基本停滞。威廉·乌克斯不无感慨地写道：“商队贸易彻底成为历史。”万里茶道前后持续约250年，目前仅留相关建筑遗存和文献记载，相关道路设施早已废弛。

Gary Sigley（席格伦）著China's Route Heritage: Mobility Narratives, Modernity and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二、形成原因：需求结构与多力交织

茶马古道和万里茶道生命周期不同，前长后短，但其形成和发展走向也有不少共性。首先，两者的发展都受到以茶叶为媒介的互补性刚性需求驱动。西部高寒地带多食肉类、少蔬菜，在饮茶习俗传播到这些地区后，茶叶是补充维生素的重要途径，故在当地居民盛行“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谚语；中原王朝需西部少数民族出产的优质战马以巩固边防，经济互补性带动了茶马贸易的发展，同样俄罗斯及欧洲因饮食结构也以肉类为主，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国是主要的茶叶生产国和出口国，而中国又需要俄国皮毛、金属、牲畜等资源，于是万里茶道在贸易需求带动下得以开辟。其次，茶马古道和万里茶道都得益于国家层面的倡导和推动，甚至是直接参加管理。唐代茶马贸易系民间自发，且不常见，“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宋代设立茶马司，官方控制茶马贸易，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清朝前期。《尼布楚条约》（1689）、《布连斯奇条约》（1727）、《恰克图条约》确立的合法贸易框架后，俄方宫廷和军方派出人员营建恰克图商埠，设立萨那特衙门和收税监察官员，中方的买卖城虽是商人集资兴建的，但朝廷派遣了护军统领监管商人，并推行部票（又称部照、信票、龙票）来控制贸易。因此，在万里茶道的形成中官方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

尽管两者形成原因有一定共性，但其发展的动力机制还是区别明显的。

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

第一，政治动因方面有别。茶马古道强调边疆治理与军事安全优先，中原王朝通过控制茶叶供给、茶马交换比率等手段，维系边疆稳定，防止游牧民族军事威胁。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是手段，通过茶叶贸易来“以茶驭蕃”“联番制虏”，实现政治和军事无法实现的功能。官方茶马贸易废止后，茶马古道上多民族民间的自发贸易才得到真正发展。总体而言，茶马古道以经济为基础，但更多偏政治和军事功能，其中大量内容涉及民族关系处理。万里茶道则与地缘政治、外交关系和国际贸易有关。从16世纪起，沙俄势力经西伯利亚不断东扩，在萨彦山脉等地修筑堡垒和房屋，支持蒙古、准噶尔部分离活动，故清廷理藩院与沙俄使团围绕通商和越境逃犯等问题多次反复交涉。因此，通过签订一系列条约，将北京的使团贸易改为恰克图的边境贸易是出于外交和政治的考量，这与茶马互市处理民族关系的情形有很大不同。更进一步看，恰克图贸易更多受资本主义市场需求驱动，晋商和俄商通过各自的努力组建起道路漫长、规模庞大的跨国供应链，以满足各自的商品需求。恰克图通商后因布里亚特人越境抢劫、盗窃而引发四次闭市风波，但总体来说贸易中断的时间都比较短暂，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中俄国际贸易发展十分繁荣。因此，万里茶道的形成以政治和外交为框架和基调，但更偏经济和贸易。

第二，经济机制的差异。茶马古道是以物易物的边疆共生经济，交换逻辑是非货币化互补贸易，用中原出土的茶、盐、丝绢、生活器具与边疆民族盛产的马匹、香料、珠宝、药材等交换；交易依赖民间马帮与官方垄断结合，故交易规模小、频次高、持续时间长，利润薄但稳定性强。万里茶道是受资本驱动的近代跨国贸易，交换逻辑是货币化大宗商品贸易，中国出产的茶叶、土布等用于出口换白银与工业品；各方的资本投入高、交易额颇大、运输路线长，需要晋商票号、俄国大型银行等金融网络的持久支撑；在生产方面多采用规模化生产，特别是汉口、福州、九江等地开埠后俄商设立了机械化制茶厂，利润高但风险大，如俄商在近代逐渐控制对俄出口，常有投机行为，导致茶价波动起伏，华商大量亏损和破产。从贸易结果来看，俄国在新疆、恰克图、东北建立了三大贸易区，对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和棉布不断采取“进口替代”“资本输出”策略，从原料供应国转变为工业产品加工国，融入近代资本主义体系，而中国则观念落后、对商业资本不甚重视，导致最终沦为原料供给国，被迫纳入世界体系并在清末陷入全面危机。

第三，社会文化动力的差异。茶马古道是多民族社会协作的产物，是汉、藏、纳西、白族等通过贸易形成的互惠性族群互动，如马帮运输带动了云南、贵州等地的茶叶生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交易促进了族群的交流和互动，以贸易为起点和契机，带动了多民族间的宗教、文化、艺术交流，如位于香格里拉的藏传佛教寺院噶丹·松赞林寺的宗教活动与商业活动彼此交织。万里茶道是商人阶层主导的跨文明协作。就中国而言，主体力量是榆次常家、太谷曹氏等晋商（又称“西帮茶商”），这些家族因经营茶叶、从事钱庄等业务而备受瞩目，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体系，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进步性。就俄国而言，最初是沙俄组织国家商队每隔三年到北京定期贸易，《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方涌现了六大商帮——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这些商帮有各自的商品经营范围，且中俄商人因贸易而结成利益共同体。与茶马古道高频的文化交流和互动不同，万里茶道上更多是中国茶文化等生活方式的对外传播，如中国盛行的茶会通过贸易在俄国贵族阶层十分盛行，沙皇宫廷经常举办茶会，在学习中国饮茶方式过程中，俄罗斯发明可煮茶且保温的俄式茶炊（Samovar）以适应本国寒冷而漫长的冬季。

噶丹·松赞林寺

三、交通路线：山地文明与效率网络

从本质上，茶马古道和万里茶道是传统时期的交通网络，这些网络将不同区域连接在一起。这些路线促进了贸易等方面的发展和繁荣，故两者首先是商道，因而韩国KBS纪录片《亚洲印象·茶马古道》将茶马古道视为“另一条丝绸之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古代商道”，万里茶道也被称为“亚欧大商道”。但两条商道路线所覆盖的地理区域、自然环境，以及各自的运输方式等，有很大区别。

茶马古道是以中国西南地区为核心所形成的区域性网状通道。经过几番探讨和争论，目前认为茶马古道有三条主线：滇藏线，从云南普洱经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至西藏拉萨；川藏线，从四川雅安经康定、昌都进入西藏；青藏线，从陕西长安（今西安）途经甘肃南部和青海地区进入西藏，是在唐蕃古道基础上形成的。这一网络密集分布于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之间，地理单元相对集中，具有显著的山地特征，地形以高山峡谷、激流险滩为主。茶马古道贸易线路一个鲜明的特点，是汉族与藏区之间的贸易，即从内地不同的起点出发，最终目的地是西藏。其中，云南地区线路相对复杂，还衍生出滇缅线、滇越线等多条分支，辐射至东南亚的缅甸、老挝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带有一定程度的国际贸易属性。茶马古道的国际贸易线路更多是利用相对平缓的地势、火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以缩短运输时间、降低交易成本，茶叶等商品的最终流向是西藏，故仍可归入汉藏贸易体系。简言之，茶马古道呈现网状分布态势（凌文锋用牵牛花状来形象描述）以国内贸易为主，国际贸易为辅。相比之下，万里茶道呈现为跨国线性通道，空间跨度极大。其主线南起福建武夷山，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穿越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这一贸易线路横跨中国南北，连接东亚季风区、草原带与寒温带，地理跨度远超茶马古道。尽管从张家口到恰克图也有三条不同的线路，但整体以陆路单线延伸为主，分支路线相对较少。从内地运输到北方的茶叶有一部分被西帮商人运输到了新疆销售，或者俄商利用强权攫取税收优惠政策，将所购之茶又“倒灌”销售给蒙古、新疆等地区。

凌文锋著《茶马古道与牵牛花》

茶马古道和万里茶道所覆盖的区域，一个在中国西南，一个在欧亚大陆，各自的地理和自然条件有很大不同，商人们采取了不同的实用策略。茶马古道穿行于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面临海拔落差超4 000米、激流险滩密布等挑战。在滇藏线上，马帮需在悬崖绝壁上开凿栈道，并严格遵循季节性运输规律：春季融雪后启程，雨季前完成主要运输，冬季避开雪崩路段。这种“山地生存智慧”使线路与生态形成动态平衡。在川藏线上，地势极端陡峭，并不适合马匹运输，人成为运输商品的主力，并衍生出背夫这一庞大的劳动群体。需要指出的是，茶马古道上无论是马帮还是背夫，并不是走完全程，而是分段运输，即到重要的贸易集镇交割或者交易后转下一程，与传统的驿运制度相似；这种传统运输智慧，在抗战时期曾一度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活力。相较而言，万里茶道所经区域要平坦得多，以山地、平原和高原为主，且还途经中国南方的部分河流，俄罗斯境内也有大量水系可供利用。故万里茶道运输多使用牛马、骆驼等畜力牵引车辆，在信江、长江、汉江、额尔济斯河、托波尔河、卡马河等相关河段还使用船只运输，茶马古道则不具备过水运或者水陆联运的条件。万里茶道运输的核心挑战来自蒙古戈壁的干旱与西伯利亚的严寒。商队在戈壁段采用耐旱和耐寒性强的双峰驼队，并利用冬季冻结的河流与湖泊进行冰上运输以缩短路程。为应对极端气候，线路规划强调驿站体系的建设，如在“张库大道”的重要节点城市内蒙古二连浩特设有“伊林驿站”，提供食宿和水源、草料补给等方面服务，确保商队顺利通过从二连浩特到库伦350公里的戈壁和沙漠。鸦片战争以后，万里茶道路线发生很大变迁，经中国内河沿海运输至海参崴以及从汉口、上海等重要商埠经河海直接运往欧俄黑海港口敖德萨等路线开辟出来，传统的陆路万里茶道走向衰落。总体来说，万里茶道经历了从陆路到海洋变迁，这与近代世界走向海洋文明的总体方向是一致的。

伊林驿站博物馆

四、使命价值：民族融合与文明对话

作为同为线路文化遗产的茶马古道和万里茶道，在时间、成因和线路走向方面不尽相同，由此两者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价值和功能也有所区别。

（一）茶马古道与万里茶道都以茶叶为贸易纽带，促进了中华茶文化圈的传播和扩大，但茶叶流动的方向和传播的方式不尽相同。

茶马古道对四川、云南等地的茶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推动了当地茶叶经济的繁荣，还塑造了普洱茶、边茶等独特的茶叶品类与加工技术，并在社会文化层面促进了茶文化样态的多元化发展。首先，茶马古道的贸易需求直接推动了四川、云南茶叶生产的规模化。以四川雅安为例，茶马贸易让雅安周边茶园面积迅速扩展，至明清时期形成“蒙顶山—雅安—天全”连片产茶带，这种影响持续至今。云南普洱茶产区同样因古道贸易而崛起。茶马古道滇藏线兴盛时，西双版纳六大茶山的茶园面积激增，茶农专事种茶，出现“山山有茶园、寨寨制茶饼”的繁荣景象。茶马古道还带动了交易区内其他地区茶业的发展，云南大叶种茶树向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地区扩散，四川的小叶种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沿着川藏线引种到林芝易贡，西藏结束了本土不产茶的历史。其次，为适应茶马古道长途运输的严苛条件，四川、云南发展出独特的茶叶加工工艺。四川发展出南路边茶（今改称“藏茶”“雅茶”等）的制作工艺，这类茶具重发酵、后发酵、多次发酵、非酶促发酵、转色发酵等特点，制作成条状砖形，包上黄油纸、扎上篾条和篾兜，便于背夫运输。云南普洱茶则以晒青毛茶为原料，蒸压成饼、砖、沱等形态，既减少体积便于骡马驮运，又通过缓慢发酵提升耐储性。茶马古道上的这些紧压茶，往往具有“经年不腐，越陈越香”的特点，深受青藏高原居民、东南亚华侨等人群喜爱，奠定了当代将其作为“可收藏茶类”的独特性，清末民初的“同庆号”“宋聘号”普洱茶饼是当今拍卖市场上的珍品。茶马古道是普洱茶走向世界的起点，其陈化价值与文化内涵的全球认知根植于数百年的贸易积淀。再次，茶马古道促进了茶文化的跨地域创新与融合。藏民将茶叶与酥油、盐巴混合熬制酥油茶，既适应高原气候又补充热量；云南傣族发明“竹筒茶”，以新鲜竹筒为容器烤制茶叶，赋予茶汤独特的竹香；大理白族则发展出“三道茶”仪式，以“一苦、二甜、三回味”隐喻人生哲理。这些习俗的诞生，既体现了边疆地区对中原茶文化传统的保留和传承，又在传播过程中对不同自然与人文环境加以适应和改造，使中国茶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

阿·科尔萨克著《俄中商贸关系史述》

作为17世纪至20世纪横跨欧亚的国际贸易动脉，万里茶道对茶叶及茶文化的全球化传播产生深远影响。这条从中国东南茶区延伸至俄罗斯乃至欧洲的大商道，不仅将中国茶叶推向了国际市场，更重塑了欧亚大陆的饮食文化与经济格局。通过万里茶道，福建武夷山的正山小种红茶、湖南安化的黑茶、湖北羊楼洞的青砖茶和米砖茶等品类，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形式进入俄国，俄国成为近代第二大茶叶消费国。青砖茶、米砖茶因耐储运、适合煮制奶茶的特性，成为西伯利亚游牧民族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万里茶道上贸易数量最为庞大的茶叶种类是砖茶，但与红茶和绿茶相比，砖茶是最低等的茶，因此俄国和蒙古贵族阶层还需要品级更高的白毫红茶，珠茶、屯溪茶等绿茶，以及黄茶、砖茶、普洱茶等。万里茶道上茶类丰富的主要原因在于，所经地区主要是较为干旱陆地，适合茶叶的干燥保存。在万里茶道的拉动下，福建武夷山、江西宁红产区、湖南安化、湖北咸宁和宜昌、安徽徽州产区等地茶叶种植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晋商和徽商等金融和商业群体崛起。就俄国而言，茶叶贸易为俄罗斯提供了稳定的税收来源——19世纪中叶，恰克图关税占俄国关税总收入的15%—20%，持续税旺不衰，茶叶俨然成为“绿色黄金”。万里茶道上也有制茶技术革新和金融创新，如汉口开埠后，俄商引入蒸汽机压制砖茶，使生产效率倍增；晋商创建跨国票号网络，将茶叶贸易与金融资本深度绑定，这种“生产—运输—销售—融资”一体化模式，堪称早期全球化的商业典范。

（二）茶马古道与万里茶道沿线的集镇、交通枢纽、贸易口岸等重要节点城市不仅是商品流通的枢纽，更是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引擎，为当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

康定城永安门旧照

茶马古道上的节点往往因军事与贸易的双重需求而崛起。四川康定（古称打箭炉）最初是汉藏交界处的军事要塞，明代为控制川藏线茶马贸易，朝廷在此设立茶关，汉商与藏商云集。康定逐渐形成独特的“锅庄”经济模式，这些锅庄兼具货栈、翻译、中介功能，藏商以马匹、药材换取茶叶，汉商则收购皮毛、麝香销往内地。云南大理的演变则展现了古道节点如何推动区域经济整合。作为滇藏线上的重要节点，明清茶马贸易鼎盛时期，大理“三月街”集市规模空前。每年农历三月，数万马帮驮着普洱茶、缅甸翡翠在此集结，四川丝绸、印度香料、西藏药材在此交易。贸易繁荣催生了专业化的手工业集群：白族工匠打造的银器经马帮销往藏区，成为宗教法器与身份象征；纳西族商人发明的“马帮铜铃”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铃声音律成为不同商帮的身份标识。大理的五华楼、崇圣寺不仅是地标建筑，更作为贸易仲裁场所与文化传播中心，见证着茶马古道如何将边疆城市纳入跨文明交流网络。

万里茶道的节点城市则呈现出鲜明的近代化特征。湖北汉口在19世纪中叶因茶叶贸易完成从传统商埠向近代工商业城市的跃迁。1861年开埠后，俄商顺丰、新泰、阜昌等砖茶厂沿江而建，用蒸汽机驱动的压茶机替代手工制茶，使汉口成为全球最早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制茶的城市。江汉关大楼、俄商巴公房子等欧式建筑群拔地而起，茶叶检验、洋行保险等现代商业制度相继引入。这种贸易驱动的城市化进程，使汉口从区域性的河运节点转型升级为“东方茶港”，其金融、物流体系的现代化程度超过同期中国多数城市，成为近代工商业文明的先行者。中俄边境买卖城和恰克图一南一北“双子城”则演绎了跨国贸易如何重塑边疆空间。色楞格河以北沙俄营建的恰克图城和河南岸的买卖城，两城隔界相望却功能互补。买卖城内晋商茶庄密布，恰克图城内东正教堂与茶行并存。各方商人因贸易频繁交流，催生出独特的“买卖城方言”——汉语、俄语、蒙古语词汇混杂，至今在当地民间仍有印迹。这座沙漠中的“茶叶威尼斯”证明，跨国贸易节点不仅能创造经济奇迹，更能在文化边际地带孕育出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混合文明。

作为古代欧亚大陆不同走向的交通路线，茶马古道与万里茶道沿线重要节点城市与集镇在贸易的滋养下，经历了从军事要塞、边陲村落向商业中心、文化熔炉的蜕变，其兴衰轨迹深刻反映了古代中国边疆治理、跨区域协作与融入全球化的复杂互动。

孟宪章主编《中苏经济贸易史》

（三）茶马古道是民族交融的千年大通道，万里茶道是东西文明交流的桥梁，两条古道在不同时空中展现出不同的对话模式。

我国西部民族情况和政治力量复杂多变，部分地区一度未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甚至在唐宋时期吐蕃、南诏、大理等政权曾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形成“川滇藏框架”。这一框架下的西南地区，民族众多、风俗各异、文化殊同，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纠葛不断，形势错综复杂，长期十分严峻。茶马古道出现后，相对紧张的局面得到缓和，团结和交融成为时代主流。在这个过程中，川藏线和滇藏线上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到了消弭战争、深化沟通和互动的作用，促进了藏彝民族走廊的形成。同样，在陇西地区游牧和农耕族群之间的矛盾从先秦到宋代也十分紧张，青藏线茶马古道的开通以及随之而来的宗教交往、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让该地区的面貌大为改观，陇西民族走廊逐渐形成。茶马古道的三条主要支线上所发生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的缩影”。茶马古道蜿蜒于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如同一条穿越千年的血脉，将汉、藏、彝、白、纳西等20多个民族紧密联结。它不仅是物质交换的走廊，更是语言、信仰、艺术与生活方式的融合之地。在云南丽江，纳西族的东巴经卷记载着马帮商队穿越雪山的史诗，藏传佛教的唐卡与汉地道教的壁画共悬于木府殿堂，白族工匠打造的银器上錾刻着傣族孔雀纹与藏族八宝图。在清代，康定从戍边堡垒转型为“汉藏通衢”，城内藏式碉楼与汉地会馆并存，藏传佛教寺院与关帝庙共处，每年举办的“四月八”跑马转山会融合商贸与宗教活动，成为汉藏文化交融的象征。这种因茶马贸易催生的多民族共治模式，使康定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功能，成为中央政府经略西南边疆的政治支点，而超越语言隔阂的文化传统，使茶马古道成为活态的民族关系教科书。故茶马古道研究学者在《光明日报》上连续刊文，称茶马古道是“汉藏交融的千年大通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千年回响”。

万里茶道促成了东西文明的深度对话，实现文化互鉴和文明交流，为近代早期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实证案例。中国茶文化被剥离儒释道等东方传统礼仪和文化内核，以实用主义姿态融入俄国日常生活。俄国民众将福建红茶的烟熏风味与本地饮食习惯结合，发展出配以方糖、柠檬、果酱等辅料的饮茶习俗，并发明兼具烧水与保温功能的俄式茶炊，这种金属器皿的普及彻底重构了俄国人的茶事美学。在18世纪—19世纪的俄罗斯绘画中，有大量以茶炊和俄式茶事为中心构图的艺术精品。但万里茶道上剥离精神内涵式的文化吸收，与茶马古道各民族同茶文化的有机融入有所区别，这种差异是西方文明异化与前现代文明共生的本质区别的折射。万里茶道的文明交流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梯度特征。在中国境内主要表现为生产技术的区域扩散，如安化黑茶压制技术向湖北赤壁的转移；蒙古高原见证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互动，体现为奶茶饮用习俗的形成；俄罗斯及欧洲段则凸显工业文明与传统技艺的碰撞，反映在汉口俄商机器制茶与中国手工制茶法的并存。这种空间差异性证明，跨文明交流的效果受接收方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制约。尽管如此，万里茶道超越了单纯的商业范畴，成为跨越东西文明的桥梁，将中国农耕文明、蒙古游牧文明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纳入同一张彼此嵌合的交流网络。此外，万里茶道还促进了沿线地区的社会交流和民族融合。在长期的贸易往来中，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们相互接触、交流，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例如，旅蒙商和骆驼商队在行走过程中逐渐适应了沿线各地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风俗也受到了各民族文化的熏陶与影响。这种交流和融合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早期基础。

伊万·索科洛夫编著《俄罗斯的中国茶时代：1790~1919年俄罗斯茶叶和茶叶贸易》

五、余论：两大线路遗产的当代使命

与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首次提出的“丝绸之路”概念相比，茶马古道和万里茶道概念出现要晚得多。在历史底蕴、学术积累和参与话语建设的声量方面，这两个后出的概念或许稍逊一筹，但这不意味着茶马古道和万里茶道的作用和价值的矮化。相反，它们补足了丝绸之路的缺憾：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向中亚进发，并进一步向南亚和西亚等方向拓展的路线；而茶马古道涵盖了中原文化向西南的进发，万里茶道则凸显了中国文化向北以及更加遥远的俄国欧洲部分的远征。再加上基于陆上丝绸之路衍生出的海上丝绸之路，这四个概念指向了东西南北四个大方向，这表明中华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与外部文明不是隔绝的，而是相通相连的，当今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深厚的历史支撑。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两个概念是中国当代学者提出的原创性概念，体现了当代学人的学术话语生产能力，是中国走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典型例证”。这些学术概念不仅在中国广受欢迎，还在英语世界、日本、韩国等地同样产生了话语影响。

李希霍芬

更重要的作用是两个概念的话语统摄力量：一方面将已经被淡忘或者忽视的文化遗产，重新凝聚、整合并赋予意义，在当代社会构建起文化线路遗产的跨区域集体记忆；另一方面激活了与这些文化遗产相关的产业、习俗和文化传统，并焕发出新时代的生命和活力，产生了综合效应和价值。如果说这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在历史上都是以茶叶为媒介的跨区域交流载体，体现了“文化线路”的动态性、交互性，而这种动态性和交互性在当代依旧生生不息。从这个意义上，文化遗产从来不是注定消亡的遗迹，相反它会以鲜活的姿态介入当代充满生机的社会文化现实，并给人类未来发展以深刻启迪。

具体到茶马古道和万里茶道，它们遗产属性有共通之处，但形成原因、时间跨度、交通路线和功能价值是不同的，有着各自鲜明的遗产特质。作为古代中国西南边疆的跨区域交互系统，茶马古道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多民族共生发展的持续性框架。通过逾千年的茶马互市实践，形成了涵盖经济互补、文化互渗、生态适应与政治整合的多维协作模式。现存于滇川藏及东南亚的古道遗存，包括驿站遗址、宗教建筑、贸易集市与生态聚落等类型，为研究前现代山地文明的跨族群互动提供了完整的空间样本。这些特征使其成为中国边疆治理与文明交融的典范，在亚洲高地社会演进史上具有独特的范式意义。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万里茶道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商品流通规模，更在于其构建的持续性互动机制。通过近300年的贸易实践，形成了涵盖物质交换、制度协商、技术转移与文化适应的多维交流模式。现存于中蒙俄三国的茶道遗产点，包括生产遗址、运输设施、商业建筑等类型，为研究前现代跨文明交流提供了完整的物质文化证据链。这些特征使其成为比肩丝绸之路的文明对话通道，在近代东西方关系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中国北茶马古道研究》

就当代发展而言，茶马古道概念出现较早，学术探讨和遗产研究相对丰富。茶马古道的概念提出后，其话语传播力超过了更早之前提出的南方丝绸之路，因为西南地区更需要一个独特的身份标识和唯一文化符号，而不是将其自身视为某一路线的分支，或者是笼罩在中国对外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宏大话语之下。茶马古道统摄能力又在扩大和拓展，甘肃陇南地区提出“中国北茶马古道”，正是这一术语的话语黏性让湖北赤壁的学者将其纳入“茶马古道”的范畴。与此同时，茶马古道经历从学术概念到文化符号，再到文化遗产的转变。2008年，单霁翔、刘庆柱等十余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关于重视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第3040号提案；2011年，单霁翔在四川雅安会议上，将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大运河等相提并论，提出要将茶马古道先行申报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4年，云南、四川、西藏三省区首次举办联席会议，发布《丽江宣言》，推进申报中国茶马古道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时期，万里茶道概念才完成从茶叶之路、万里茶路的转型，其学术研究相对薄弱。但湖北省牵头、各省市积极联动，很快于2014年在武汉召开“中俄万里茶道研讨会”，签署《中俄万里茶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武汉共识》。但此后，茶马古道申遗变得缓滞，万里茶道后来居上，在2019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也正是万里茶道的话语日益彰显，赤壁等地将其自身定位从茶马古道变更为万里茶道，有关单位绘制的万里茶道地图将地理空间拓展到六大茶山。

单霁翔著《线型文化遗产保护》

不管如何，当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越来越紧迫，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这为两条古道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巨大契机。当两条古道的文化遗产在当代“一带一路”倡议中重现生机时，它们提醒着世人：真正的文明对话从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在茶叶与马匹、瓷杯与茶炊、经卷与银票的交换中，书写出人类共同的精神史诗。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作者：宋时磊，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文学院]

编辑：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