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的发明与使用，是人类文明最深层的共有经验。它横贯不同地域、种族与语言，却指向同一目标——追求光、追求香、追求润。各地的取油技术虽然源流各异，但无论是地中海的橄榄、两河流域的芝麻，还是东亚的麻子、茶子、桐子，背后都隐藏着人类共同的思维逻辑：从自然中提取生命的精华。

世界油文化的发端，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七千年至前五千年之间。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国长江流域文明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了植物油脂的使用证据。这种同步性，表明“榨油”并非单一文明的专利，而是人类在农业化过程中自然而然的技术演化。

在古巴比伦与苏美尔的泥版文书中，油的地位与谷物、酒并列。古苏美尔人用楔形文字记录了“GI·ŠE.GI”一词，意为“芝麻油”。芝麻油不仅是烹饪的必需品，也是宗教祭祀、医药调剂和工匠润滑的重要材料。《汉谟拉比法典》第八条中规定：“若商人售油而减量，则罚银三舍客。”可见油品的交易与质量已经受到法律约束。公元前三千年的乌尔王墓中出土的陶罐，经化学分析含有芝麻油的痕迹，其气味与颜色在封存数千年后依然可辨。油的生产与分配在当时已形成社会分工，设有“压榨师”“灯油师”等专职岗位。

古埃及的取油工艺在世界史上具有代表性。尼罗河两岸的油坊多采用杠杆榨油法，先将芝麻、亚麻籽或椰枣仁炒熟，再放入麻布袋中，用长木杆施压取油。埃及第五王朝（约公元前2500年）的贵族墓室壁画上清晰描绘了此情景：两人一组，分别拉扯杠杆，油滴自布袋流入陶罐，旁有仆役持灯照明。英国学者N. Davies在《Ancient Egyptian Paintings》中对此有详细描述，他认为这是人类最早的工业性榨油画面。埃及人不仅食用油，还以其点灯、制香、调药。《亡灵书》中多次提及“点灯以油”，视其为灵魂得以回归的象征。油因此成为“光明”的代名词。

与此同时，古印度的油文化也在兴起。印度次大陆是芝麻（Sesamum indicum）的原产地，古梵文称其为“Til”，意为“生命的种子”。《阿闼婆吠陀》中记载：“以Til之油，抚人之身，百疾自去。”印度人将芝麻油用于沐浴、按摩与医治。《摩诃婆罗多》中亦有“涂以芝麻油以避邪气”的记载。其取油技术与埃及类似，但更强调温度控制：先炒香，后压榨。印度人认为，火能唤醒油的灵性，这与后来的中国“炒籽榨油”异曲同工。

希腊与罗马的橄榄油则代表了地中海油文化的高峰。橄榄树在希腊被视为雅典娜赐予人类的圣树，《荷马史诗》中多次出现“以橄榄油膏身”的描写。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已普遍使用石碾与螺旋压榨机。《赫西俄德·农事诗》中记载：“十二月取果，磨以石，压以木，油出如露。”罗马帝国时期的榨油机械已具备螺杆原理，其出油率接近现代冷榨。橄榄油成为古罗马经济的重要支柱，西班牙与北非是主要产地。《普林尼·自然史》卷十五云：“油者，天之液也。其性清，其味润，能明目，能疗疮。”与中国《本草纲目·茶子》所载几乎相同。

与地中海文明相呼应的，是东方的麻油与茶油文化。中国的取油工艺虽起步稍晚于西亚，但发展更早进入系统化与多样化阶段。考古证据表明，距今五千年前的湖南澧阳平原与江西万年地区已存在榨油作坊遗迹。至西周，油脂已进入礼制层面。《周礼·天官·醢人》载：“凡醢、凡膴、凡脂，掌其治之。”说明当时官府设专职人员管理油脂之类食品。

汉代的榨油技术已有相当水平。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医方《五十二病方》中多次提到“以麻油和药”，表明榨油已成家庭常见之物。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中首次出现“榨”字用于取油。《齐民要术·油法》明确记述：“凡树子可榨油者，皆宜早采，炒而榨之。”这与古印度、埃及的“炒籽压榨”如出一辙，却更讲究火候与纯净。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详细阐述了榨油工艺的全过程：炒籽——捣碎——装囊——蒸热——压榨——澄清。他强调“炒籽以熟，不可焦；蒸饼以透，不可湿。”这种对温度与湿度的精准掌握，标志着中国人已把榨油从经验转化为科学。此后，南朝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首次提到“茶树类众，其子可榨油，香而不腻。”说明油茶作为木本油料植物已进入食用体系。这一点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地区。

宋代《天工开物》是对古代工艺的总结，其“膏液”篇专门论述油料榨取：“茶子去壳捣碎，以蒸饼榨之，油出如泪。”宋应星不仅记录了压榨步骤，还描述了出油率：“每石得油十五斤。”其文字与今天的工艺指标相差无几。若将此与罗马螺旋压榨机的产率对比，中国木榨的效率并不逊色。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榨油技术的社会传播远比西方广泛。地中海油坊多为贵族或寺院所有，而中国的油坊则普遍存在于乡村。北魏、唐宋以来，油坊逐渐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宋会要辑稿·食货》卷九十载：“诸州岁贡麻油、茶油各若干。”说明油品不仅供应民用，还作为地方税赋与贡品上缴。宋代南方经济繁荣，油坊遍布江南，《梦粱录》记“南人多以茶油煎肴，味尤清。”可见茶油已进入市民饮食。

从技术演化的角度比较，西亚与中国的榨油工艺各有侧重。西亚以杠杆式机械见长，中国以蒸榨结合取胜。前者重机械力，后者重热化反应。蒸榨能提高油脂流动性，减少杂质，使油质更清亮。现代研究表明，蒸榨法可保留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这或许解释了中国茶油香清而不腻的物理原因。

此外，东西方油文化在社会功能上也呈现差异。地中海地区将油视为“神之液”，其用途偏向宗教与药用；而中国人更注重日常性与伦理性，把油纳入“家”的体系。灯火、膳食、疗养、节庆——油贯穿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唐代《礼记集解》云：“膏以祭神，油以奉明。”灯火不灭被视为家道昌隆的象征。

古代世界的油脂类型多样。西亚以芝麻、橄榄为主，非洲北部有椰枣油，印度以蓖麻油、芝麻油为主，中国则发展出麻油、茶油、桐油三大体系。桐油主要用于涂料与防水，茶油与麻油则用于食疗与医用。尤其茶油，因烟点高、味清，被称为“木本之精”。《本草纲目》评曰：“茶子味甘平，无毒。榨油煎食，明目疗疮。”与《普林尼·自然史》中对橄榄油的评价极为相似——“清者入药，浊者供食”。可见世界不同文明在经验上不谋而合。

考古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中国与西方的榨油技术并非相互传入，而是平行发展。他认为，中国蒸榨法的出现早于地中海螺旋压榨机至少五百年，这种独立创新表明中国手工业在前近代时期已达到高度成熟的水平。李约瑟称：“中国之榨油，不仅为民用工艺，亦为哲学之象征。以温柔之力取物之精，此乃东方智慧之写照。”

从生态分布上看，中国的油料作物多位于南方湿热地区，气候条件有利于山茶、桐树等木本植物的生长。南岭以南的丘陵地带成为油茶的天然栖息地。相较之下，西亚的油料多为旱生草本，依赖人工灌溉。这种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得两种油文化呈现出不同性格：西方油文化崇尚“光与热”，象征力量与荣耀；东方油文化推崇“润与和”，象征平衡与养生。

进入中世纪以后，欧洲因宗教禁欲与寒冷气候的影响，橄榄油消费一度下降，动物脂重新占主导。而中国则恰恰相反，植物油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宋元时期茶油已替代动物脂成为南方主油；明清时期更发展为贡品与出口品。1760年，《岭南杂记》记载：“茶油出桂林、永福者为上，色清如水，味香如兰，价倍麻油。”到19世纪末，茶油甚至远销南洋，被当地人称为“中国香油”。

从古巴比伦的芝麻，到古埃及的亚麻，再到中国的茶子、麻子，人类的油文化跨越了半个地球，却在精神上趋于一致：追求清、求香、求润。它体现了人类最早的审美意识。火的光是短暂的，油的香是持久的。油让火成为温度，也让生命获得光泽。

当我们今天再次回望这些文明的油灯与榨坊，能清楚看到一条贯通东西的文明之线——从苏美尔泥板的芝麻油，到罗马螺旋机的橄榄油，再到中国木榨的茶油，这条线索最终汇入同一信念：油，是人类取自自然、献给生命的礼物。它滋养身体，也润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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