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而巴蜀则是中国茶文化的摇篮，著名茶史专家朱自振说过：“我国茗饮早在秦朝以前在巴蜀就已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我国茶叶的生产、制造，由茶叶的产、制和饮用构建的茶饮文化，不是别的什么地方，而是在巴山蜀水这个摇篮里度过它们的初年的。”在巴蜀茶文化的一方山水中，“雅安的蒙顶山处于这个区域的核心部位，在世界茶文化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这也是著名茶学专家朱自振在雅安蒙顶山考察时的结论。

雅安地区是茶叶史上有文字记载的人工栽培茶树最早的地区之一，西汉时期，被后世尊奉为“甘露大师”的雅安（严道）人吴理真在蒙顶山栽培茶树，直今还留下七株“仙茶”在蒙顶山上的皇茶园遗址中。自宋代以来，有不少关于吴理真在蒙顶山上栽种茶树的文字资料。如宋代王象之在《舆地纪胜》记述：“西汉时，有僧从岭表来，以茶实植蒙山。忽一日隐池中，乃一石像，今蒙顶茶，擅名师所植也，至今呼其石像为甘露大师”。明代蒙顶甘露寺古碑记载：“西汉有吴氏法名理真，俗奉甘露大师者，自岭表来、挂锡兹土、随携灵茗之种而植于五峰。”这里的五峰就是现在蒙顶山皇茶园的所在地。清代《金石苑》记载：“甘露大师由西汉出现，吴氏之子，法名理真。自岭表来，住蒙山植茶七株，以济饥渴。……”如果再往上追溯，关于雅安产茶的记载，在《晋书》中有：“蒙山在雅州(今雅安)，凡蜀茶尽出此。”而在《唐国史补》中也有:“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不少的史料均可说明，早在西汉时期雅安蒙顶山上就已出现人工栽培茶叶，并且在进入隋唐以后，雅安茶叶从贡茶、官茶到边销茶，一路演进，步入一个专营化、产业化和持续化的发展时期。

隋唐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中国茶叶全貌的第一次亮相，更为中国式茶饮习俗与文化审美开局奠基。雅安茶叶也随着唐代陆羽《茶经》等文史典籍出现在世人面前。如《茶经》中就写道:“唐朝四十三州郡产茶，雅安芦山郡上列贡茶。”在宋代的《元丰九域志》中又载:“雅安芦山郡灵关一寨、一茶场，名山、百丈二茶场，荥经一茶场。”不仅如此，雅安茶也生产在唐代时已颇具规模，如唐代杨烨的《膳夫经手录》就有载:“蜀茶得名蒙顶，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茶，是以蒙顶先后之人，竟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

还有，唐代以来，雅安茶叶种植与面积也在不断扩展，据民国版的《天全州志》中记载：唐贞观（627-649年）初年被封为英烈候的孟将军“于蒙山采茶籽于山谷间遍种之。”还“教其民以茶艺采焙之法。”在民国版的《雅安县志》也有记述:“历史上的雅州，其茶树为一县专有之利。”于是，就有了《四川简史》所载的:“中唐以后茶叶勃兴。”“茶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其中绵州（今绵阳）、汉州（今广汉）、蜀州（今崇庆）、邛州（今邛崃）、眉州（今眉山）和雅州（今雅安）所形成的一条产茶地带，是当时全国主要的产茶区。蜀茶不仅产量大，而且质量也非常好、尤其是雅州的蒙山茶，品第为全国第一，是有名的贡茶。”

明代时，自明太祖朱元璋起，雅安茶叶更彰显其重要地位。在《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初，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此时的汉藏茶马互易集散地已经从西北转移到雅安，形成了以雅安为生产中心和运销起点，最终到达西藏拉萨的川藏茶马古道。洪武时期，朝廷通过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两路，岁运茶50万斤，易马1.38万匹，可见雅安茶叶边销规模之大。同时，由于茶商贪图利益，使私茶越来越多，造成当时松潘的茶价低贱，而黎州（今雅安汉源）、雅州的茶价则高，“于是茶商串通盘验人员，将规定行销松潘茶引转移到黎雅高价出售。”再则，据《明史·茶法》记载：“嘉靖三年，御史陈讲以商茶低伪……旋定四川茶引五万道，二万六千道为腹引，二万四千道为边引。”在五万道茶引中，边引差不多占了一半，而这一半茶引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雅安。换句话说，明代时雅安茶产业与经济发展已经位居川茶前位，其重要性、独一性更毋庸置疑。

在巴蜀茶文化发展进程中，雅安一直居于贡茶、官茶和边茶的重要位置，而雅安的蒙顶山也被奉为茶文化圣山，雅安也被授予“世界黑茶发源地”称号。

（《荥经茶厂志》连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