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每周日推出“七杯茶”专版，特约海内外六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专栏文章。此外，还有面向广大读者征稿的“随手拍”专栏。

文章虽短小，七杯茶有韵。请诸位慢慢品——

·喧嚣之余·

宋明炜[美国韦尔斯利学院 讲席教授]

无语的热闹

自从上次在美国曼哈顿四十二街地铁站见到卡洛斯和他的塑胶女孩共舞后，此后的半年里，我又在同一地方两次看到他们。卡洛斯身后的墙上后来有了一面红色的旗子，上面写着女孩的名字：鲁西娅。这名字让我浮想联翩：南美洲也许有无数的卡洛斯和鲁西娅，曾经有过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爱情故事。纽约地铁里的卡洛斯和鲁西娅，为了生计，在人前表演热烈的艳舞，但也许只是想在纽约重温他们的爱情。

半年以后，卡洛斯和鲁西娅就都不见了。我再走过那个角落，只看到三个海地人在吹拉弹唱。

很久以后，我还时常想起那个年纪已经不轻、两场舞跳下来就神形疲惫的卡洛斯，以及和他相濡以沫的塑胶女孩鲁西娅。我甚至放任自己去想象他们来到纽约之前的身世，以及他们在地铁里跳舞之后回家去的情景，他们的小小公寓，在不跳舞的时候他们的沉默与静止……

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这一发生在地铁站里的场景，构成了我感受和理解纽约的某种基础体验：那是华丽的舞蹈，热烈的爱情，两个人之间亲密的对话，但同时只要一眼望去，就知道那热闹其实无语。在表演的外表之下，有着近乎神秘的伤感，只是似乎为了克服这种伤感，而不得不强作欢颜，让自己沉迷在一种虚构的情境之中，一直沉迷下去，把沉默变成对话，孤独变成爱情，直到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表演也就成了现实，没有的也就成了有的，一个人有了两个灵魂……

·拒绝流行·

曹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教授]

你会把身体租给AI吗？

人文教育给了人们什么呢？意义。意义是什么？意义正是在剥离了有用性之后所剩余的重要价值。一件事即使在别人眼里没有用，我也会去做，因为它能赋予我价值，让我有充盈感，让我在受到“你真没用”的攻击时有自己的价值自信。

人本身就是一种悲剧性的存在，最终都得死，死的时候，你这辈子赢得的一切有形资产都带不走，灰飞烟灭，一切都是无用的，那你为什么还活着呢？不能等临终躺在那里、被死亡恐惧支配时才寻找意义。向死而生，剔除那些工具与物质层面的有用性而看到超越性的价值，就避免了行尸走肉式存在。

工具理性是一种带着权力规训的闭环，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那个老囚犯布鲁克所说：监狱那堵墙特别可笑，开始的时候讨厌它，慢慢你就习惯了它，足够的时间之后，你就会依赖这堵墙，发现离不开它了。当你困在工具的系统里，只会跟着别人把自己当成一个工具去榨取，且觉得一切理所当然。

马斯克在前段时间的一个重要访谈中就谈到了AI冲击下的意义危机：当“工作”不再是生存的必需，甚至不再是获取社会地位的手段时，人类会陷入一种集体性的“意义荒漠”。这会是人类文明经历过最剧烈的‘断奶期’。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在没有生存压力的前提下，依然能够找到自我实现的支柱。

有一个爆火的产品叫RentAHuman.ai，这个产品的概念非常直白，AI Agent(人工智能体)如果想在现实世界完成一件事，但自己没有身体，那就“租一个人”去线下执行任务，再把结果返回给那个派任务的agent。谁是谁的工具呢？给你500元，你会把身体租给AI吗？这时候你才看到自己的工具性。

·昙花的话·

尤今[新加坡作家]

心里有双眼

孟加拉朋友诺曼成长于首都达卡，高中毕业那年，他和两个朋友决定到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庄游玩。

乡野风光果然和喧嚣的大城截然不同，宁静而恬和。他们在林野间竞走、在小河里洗澡。玩累了，他们看到一户人家的庭院里几棵木瓜树果实累累，抵不住诱惑，四顾无人，快速摘下三个金灿灿、胖嘟嘟的木瓜，逃进树林，用石头把木瓜砸开，嘻嘻哈哈地吃得好不快活，甜甜的汁液流满了下巴。

下午，三个人到集市闲逛，一个皱纹满脸的老农忽然叫住了他们，神情严峻地说：“你们，必须给我800塔卡（约合人民币40元）。”诺曼一脸错愕，反问：“我们为什么要给你钱？”老人冷冷地说：“我不想把你们早上做的丑事张扬出去。现在，只要你们付了钱，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老人这一番话，让他们倏地涨红了脸，无地自容。

一个木瓜原本只值100塔卡，三个不过300塔卡。如今老农多要500，权当是对他们的惩戒。三个人不敢讨价还价，勉强凑齐钱数，交到老人手里，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村庄。

诺曼感慨地说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地之间，隐形的眼睛无处不在，然而，最亮的那一双眼，其实是长在自己心里的。要不要严加监督和约束自己，全凭良心。”

·梅川随笔·

陈子善[上海文史研究馆 馆员]

叶圣陶这样过新年

每到岁末，我常喜读前辈作家的日记，看看他们当年是怎么过新年的。以前关注过周氏兄弟过年，今年就来读叶圣陶先生1944年成都日记。

1月24日除夕记云：“夜饭之后，与二官、三官出观市场，成都居三年，皆在乡间过除夕，今既城居，自宜一观。青年路两旁皆设地摊，燃烛甚明。所售货物价较便宜，呼卖之声沸然。但购物者似不多，又至悦来场，游人至拥挤，货物尤为低等，而价尤廉。到家已十时，即就睡。警察当局禁敲锣鼓，禁放鞭炮，然仍有所闻，彻夜不绝。”

1月25日大年初一记云：“晨间，相识各家互为来往，算是拜年。余作书复云彬（第卅六号）。午后，与墨及二官往观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共四十余幅，半数皆前在张君家中所见。街上皆嬉游之人，无所事事，结伴往来。到家提早饮酒，余小醺。”

两则日记，看似平淡，实为两则隽永的小品，既描述了当年成都过新年的街市气氛，也记录了叶圣陶在节日中的行止和交游，他往观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虽然当时抗战仍在激烈进行中，但敌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在艰苦地继续，至今读来，仍感真切生动也。

·夕花朝拾·

杨早[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

蒲黄榆之于汪曾祺

1983年8月，汪曾祺一家人搬到蒲黄榆路9号楼12层1号，直到1996年年初，住了12年多。汪曾祺在北京近五十年，一共住过9个地方，蒲黄榆是居住时间最长的。房屋为小三居，48平方米左右，是夫人施松卿所在的新华社分的宿舍。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汪曾祺完成了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一系列转型，包括出访爱荷华、改写《聊斋新义》、重写高邮生活等“衰年变法”。

“衰年变法”是汪曾祺1988年提出来的，他题丁聪画像云：“衰年变法谈何易，唱罢莲花又一春。”1991年6月汪曾祺更是在致范泉的信里谈到：“‘衰年变法谈何易’，变法，我是想过的。怎么变，写那首诗时还没有比较清晰的想法。现在比较清楚了：我得回过头来，在作品里融入更多的现代主义。”此信后在1992年3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更名为《却老》。汪曾祺就此明确了“衰年变法”的方向是“回过头来，在作品里融入更多的现代主义”。

汪曾祺与12年蒲黄榆居住的关联，不仅仅是“作家与地域”这么简单。汪曾祺在蒲黄榆的重拾书画、崇尚美食及创作上的试图突围，要放在1980-1990这个时代大环境中去考量，包括汪曾祺与众多媒体的约稿关系、与诸多当代文学名家的交往、与周边环境的考察及汪家儿女对父母居住环境的认知。这一切都应该被纳入“汪曾祺创作史”的大视野进行观察。在蒲黄榆居住的12年，对汪曾祺来说意义重大。他在这里重拾了对书画的爱好，并以此作为文坛交游的工具；他在这里记录食谱与回忆往事，正好赶上80、90年代的媒体专栏热潮；他也在这里开启了“衰年变法”的创举。

·不知不觉·

钟红明[上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

文学原创的力量

第一次评选“收获文学榜”时，除了专家评委评出的“收获文学榜”外，先行公布的还有“读者榜”。不知不觉，这个榜的评选已经是第十年了。差不多每年一二月之交，各种年度榜单也都揭晓。

关于2025年度AI对文学写作的介入，议论纷纷。但阅读一年来出版的作品，结论却告诉我们：独创、多元、融合、开放的文学审美表达，一直以鲜活丰盈的人类情感为动力；每位写作者一直需要处理自身与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许，这其中就潜藏着原创文学终将突破重围的力量。

毕飞宇的《打野》成为短篇小说榜榜首作品：年过八旬的老人去挖荠菜，驱动力是她背负着饥馑的历史记忆和身心创痛，但因为拍成短视频，被成功操作为一个“流量明星”。全勇先的《秘密》是中篇榜榜首作品，以伪满警察的“口供”为镜，在警察、囚徒与家国命运的交错中，叩问忠诚、背叛与人性微光。吴真的《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是非虚构榜首作品，聚焦抗战时期郑振铎留守上海抢救古籍的真实往事，但在学术著作的框架下，运用了商战和谍战的叙事技法。长篇小说榜的榜首作品是苏童的《好天气》，这是城郊地带人们的生活变迁史，兼有现实主义、魔幻意识与诗性气质。

相形之下，中短篇小说榜上1/3作品的作者是90后，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艺术表现上有爆发力，文体自由多元，跨界的尝试也多，各种元素的“杂糅”更加得体，这些，都打破了关于当下文学“碎片化”与“复刻”的单一印象。创新和包容，正是文学原创力量的体现。

·随手拍·

小桥流水图/文 翁桂涛

到广东英德游玩，路过长满蕨草的石拱桥时，一老农牵着水牛慢悠悠踩过浅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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