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富华

苍穹之下，雪域之上，有一条“天路”——起源于雅安、穿越横断山，最终抵达拉萨的川藏茶马古道。

八十多年前，中国著名美术家吴作人只身一人行走在这条“天路”上，他以艺术的方式，全景式地展示了这条用茶叶铺成的“天路”。从1944年6月到1945年2月，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吴作人先生一直在康藏高原上采风创作。1945年2月初，他从康定返回雅安，稍作休整后，到了成都。随后他相继在成都、重庆、上海举办“旅边画展”，虽然有资料介绍他还创作了一幅卷轴长卷《藏茶传》，但《藏茶传》从没有公开展出过。

看上去更像是书名的《藏茶传》究竟画了什么？这幅卷轴长卷是什么样子？这一切，谁都不得而知。

直到2023年5月，随着《吴作人全集》的问世，隐匿了近八十年的卷轴长卷《藏茶传》，才得以“重见天日”。

《打箭炉少女》

吴作人《藏茶传》（局部）

茶马古道的历史影像

1944年

吴作人“西行”悟道

1944年7月，吴作人背着画板出现在了康定的街头。

吴作人1908年出生在苏州一个没落的文人家庭。1927年9月，他考入上海艺术大学，1928年转入上海南国艺术学院学习，师从徐悲鸿，并加入南国社。1929年以优异的素描成绩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西蒙教授工作室，1930年4月，吴作人由上海启程赴欧留学。

他先在卢浮宫的名作前整日临摹，继而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可仅过了一个月，学费便断了来源。恰在此时，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设有庚子赔款奖学金，他转而投考。

西方已形成完整的艺术体系，而中国传统绘画更重神韵，不苛求人物比例写实。留欧两年、师从巴斯天教授的吴作人，由此萌生做职业画家的想法，立志探索有别于欧洲油画的新路——开创兼具中国气派的新画风。

1935年，吴作人学成回国。与他一同回国的，还有他的妻子Lina（中文名李娜）。李娜是一位美丽的比利时姑娘，几乎不会讲中文。她倾慕吴作人的才华，断绝了和所有家人的关系，跟随吴作人到灾难深重的中国。吴作人先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作人带着李娜一起随南京中央大学西迁到了重庆。1938年，李娜因产后大出血不幸去世，年仅28岁。小孩在产后数日也随母亲而去。

对吴作人来说，重庆是他的伤心之地。房子被炸毁，而立之年又接连遭遇丧妻失子之痛，几乎痛不欲生。他的一只眼睛还一度失明。

他唯有将全部身心倾注于挚爱的绘画，方能排遣心中悲戚。此后，吴作人重拾心境，开始了他的“西行”悟道。

上世纪30至40年代，随着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一批艺术家在抗日大后方纷纷踏上西行雅安和康藏高原之路，探索具有民族本土风格的艺术道路。

1943年，吴作人辞去中央大学的教职，前往中国西北。在青海西宁，他去了塔尔寺，亲眼看到了令人心情激荡的祭海仪式和青海湖美景，创作了著名的油画《祭青海》。

在青海盘桓月余，吴作人一路辗转，奔赴敦煌。他跑遍莫高窟的上中下寺，临摹了大量壁画。在敦煌，他看到了迥异于西方的造型体系，一种脱离速写、素描之外，以线条、色彩直接塑造形体、构筑形象的艺术语言。

吴作人对敦煌的临摹与张大千、常书鸿都不一样。他的临摹不是“摹”，而是“临”。“摹”是要像敦煌，而“临”则是在与敦煌的对望中，营造出自我，他把敦煌壁画当成一个静物或人物来“写生”。

1944年，对吴作人而言，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当年6月，结束首次“西行”回到成都的他再度整装出发。这第二次“西行”，成为他“艺术生涯中最有影响的经历”。正如他晚年所说：“艰辛的征程，不但磨炼了我的意志，更磨炼了我的画笔。”行前，他变卖画作凑集经费，升级油画箱，还托人购置了进口高级颜料。

这一路，吴作人走得并不顺利。

他从成都到了雅安，目标是康定。因连天大雨，从雅安到康定的公路不通，军车、邮车都停开了，吴作人只得在雅安等候。

朋友把他安置在雅安城区的一所中学（今雨城区第一中学）。至于何时通车，无人知晓。吴作人在日记中写道：

我觉得雅安非常可留恋，因为我在一个短促的时光，在那里得着了真挚的友情。

我住在雅安县中学，那里原来是县文庙，里面有茂密的楠林。白鹳集栖在树巅，像碧树丛里点缀着洁白的花朵。

我们在雅安北门外羌江畔的茶店里休息。大家谈着，听江声潺潺。暴雨后的涨水，今天又低落了好多。晴朗的蓝天，浮飘着如絮的白云，日光斜射在山坡上，冲涤过的碧岩异样地鲜丽。我躺在长椅上，不觉入睡了。

猛然中邓中铁拍着我的肩，秦威推着我的腿，我张开眼，他们给我做个手势，我立起身来跟他们出了茶园。

邓中铁也忙里抽闲来玩一阵。大家玩得很热闹，我不觉得我生活在一个生疏的城里，数着钟点的无聊的日子。

文中提到的邓中铁、秦威，前者是著名的抗战漫画家，他正在雅安开画展，后者是一位电影美术家。吴作人的日记中还提到了中国写意花鸟画家钟道泉等人，他们也都打算在雅安办画展。

闲来无事，吴作人就跑去帮邓中铁挂画。一群艺术家聚在一起交流，倒觉得有趣。虽然老天还没有放晴，但吴作人的心情也并不沉闷。

7月10日，邮政局局长刘醒吾跑来告诉他：“车通了，马上就走！”

吴作人提上行李，急匆匆跑到车站。

司机来了，找不着助手。助手来了，司机又去吃饭了。司机、助手都来了，站长还没有来……“马上就走”的车，直到下午三点才驶出雅安市区。

吴作人一路记着日记，走走停停，四天后，才上了二郎山。

在海拔3100米的乾海子小店里宿一宵，这儿是离二郎山顶最近的一个小村落。气温相当低。日昼时由南面雪岭送来的寒风，吹透衣衫。我加上了皮外套。小屋子没有窗户，醒来乌黑。听得外面有人语声，外面已天亮了。

大自然像新冲洗过一样清明，雪峰一列迎着骄阳，此景使我奋然一惊。这确实是处不平凡的景象。不由回忆起十年前和李娜在布鲁塞尔同看中国地图的情景。

二郎山上的自然美景，勾起了吴作人对亡妻李娜的深切思念。他一时诗兴大发，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几回圆缺几回愁，今夜孤村月似钩。塞客梦归巴夜雨，故人音断蜀江流。巍巍高峰破碧落，渺渺寒星照危楼。莫问放心东返日，边山处处雪盈头。

命运为吴作人关上一道门的同时，又打开了一扇窗。1948年，他与失散多年的小师妹萧淑芳重逢，终成画坛一对佳偶，此乃后话。

在日记中，我们看到了吴作人面对二郎山自然美景时的狂喜，他抑制不住艺术创作的冲动。

我顾不上吃早饭，直奔回小木屋，拿出我随身的画夹，站在山梁子边上，脚下千重山峦，大雪峰矗立在对面。山凹里不时吐出一缕缕白烟，袅袅上升，到半空停住，逐渐扩大，变成一朵朵白云。听到在叫：上车了！快上车了！

我急促地灌注了我不可遏制的激情，在纸上勾划了简要的几笔，勒住我那飞向雪峰的心，合上夹子，背上背包和画箱，提起铺盖卷，三步两步奔向大卡车。

当天傍晚，吴作人到了泸定。

从泸定到康定，行走在两“定”之间，山路却不太平。汽车沿瓦斯沟蜿蜒进山；另有一条傍大渡河而行的古道，全系在山壁上凿出，人行小径尤为狭窄。大渡河畔的古道上，一名茶背子正踽踽独行。旧时雅安茶砖打包后，全靠背夫长途运送：他们手拄一根棍，休息时把背子向山壁一靠，将棍拄在背子下面，人便如三足而立，不必卸下重负即可歇脚。

吴作人详细地记录了背夫从雅安背运茶叶到康定的艰难行程，甚至还记录了一个背夫跌入大渡河而同伴无法施救的悲惨遭遇。

我们的车子正往前走时，看到一个年纪不小的人背着一个茶背子沿大渡河边山路前行。正走时，他背上的茶背子与山崖一撞，把人撞出去。他连人连茶背子掉到大渡河水中……我们眼见他顺流而下，但是我们也没法去救他。

从雅安搭乘邮车半月有余，这才到了当时的西康省会康定城。

1945年

悄然问世

到了康定，吴作人经朋友介绍，住在城里基督教福音讲堂，对面就是“跑马溜溜的山”。

在吴作人眼里，康定的一切都很新奇。抬头是蓝天白云，呼吸的是凉爽的空气，他被秀美的跑马山、奔流的折多河迷住了。他挥动画笔，在光影与色彩间捕捉灵感。

吴作人抵达康定后，很快受到当地官员与商人的瞩目，常被邀至家中做客、即兴作画。他在康定创作了《跳锅庄》《打箭炉小景》《驭马》《藏獒》《背水的妇女》等作品，生动描摹这座小城。不过，他此间所作的素描与写生，大多送了出去。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几十年过去了，吴作人当年在康定创作的作品多数已散佚难寻，只有一幅《打箭炉少女》的人物肖像，至今珍藏于中国美术馆。画中少女的原型，正是康定木家锅庄的年轻女主人木秋云。

《打箭炉少女》使用了亮色色调作背景，从整体上改变了传统欧洲肖像油画的视觉特点，使画面明亮起来。这幅画可以说是吴作人先生西行路上的得意作品之一。

吴作人一直把此画带在身边。后来，他将此画挂在客厅最显要的位置，成为他对自己艺术定位的标志性作品。

1944年10月31日，吴作人参加康青公路验收，往返于康定与青海玉树之间。12月中旬回到康定，在康定举办以沿途写生作品为主的个人画展。

1945年2月初，吴作人离开康定前往泸定，徒步翻越二郎山，经雅安，于1945年2月中旬回到成都。

1945年3月，中国现代美术会第二次画展在重庆举办，吴作人选送《玉树》《打箭炉少女》等多幅作品参展。

1945年5月，由华西边疆研究所和现代美术会联合主办的“吴作人旅边画展”在重庆开幕，展出两次“西行”采风的油画《戈壁神水》《祭青海》《兰州郊外》《高原傍晚》、水彩画《哈萨克》《甘孜近郊》《通天河牛皮船》等各类作品一百多幅。

1945年12月中旬，“吴作人画作回顾展”在重庆开幕。展品除历年习作中精品外，主体为此次康藏之行的写生作品与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徐悲鸿、陶行知、郑君里等名家都曾撰文评述。徐悲鸿称赞道：“作人为今日中国艺坛代表人之一，天才高妙，功力甚深……走西北，朝敦煌，赴青海及康藏腹地，摹写中国高原居民生活。作品既富，而作风亦变，光彩焕发，益游行自在，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者，将于是乎征之夫？”

1946年5月，“吴作人边疆旅行画展”在上海举办，展出作品除重庆个展的部分画作外，还有《负水女》等名作。

在此期间，吴作人创作了卷轴长卷《藏茶传》。后世相关文字虽偶有提及，却多是一笔带过，他历次画展中，也不见《藏茶传》的踪影。

《藏茶传》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作品，它是如何出现的？最后又到哪里去了？

人们不禁要问：《藏茶传》，你究竟身在何处？

1953年

隐身巴黎

吴作人的艺术成就，引起海外文化机构的关注。

1947年初，吴作人接到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当年5月赴英访问讲学并在伦敦举行“吴作人画展”；7月转赴西欧大陆，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画展；10月又应法国东方博物馆的邀约，在巴黎举行个人画展。其间，他的一些作品被法国人购藏。

1948年初，吴作人从英国回国。踏上祖国大陆土地时，解放战争已经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大半个中国，等待他的是在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中，开启人生和艺术的新征程。

1949年4月底，解放军占领南京，吴作人创作了油画作品《解放南京号外》，为胜利而欢呼。7月，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吴作人当选为常务理事。1955年，吴作人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1958年起长期担任中央美院院长。

经多方打听，笔者意外获悉，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2014年的硕士学位毕业论文中，有一篇论述《藏茶传》。

笔者辗转找到了论文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老师陈雅蓉。陈雅蓉师从吴作人先生的孙女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朱青生，硕士论文题目正是《吴作人〈藏茶传〉研究》。

随后，陈雅蓉又给笔者相继传来吴作人当年的日记等相关资料。原来吴作人在结束第二次“西行”采风后，创作了《藏茶传》卷轴画（手卷横轴）。

虽然没有公开展出过，但《藏茶传》在艺术圈声名卓著。画中既有国画大师傅抱石“吴作人藏茶传乙酉冬抱石署”的题签和印章，还有著名书法家沈尹默“藏茶传尹默”题字格印章，陶行知也有过点评。

为何《藏茶传》悄然问世不久，转眼间就“消失”了？

原来，吴作人将这幅画送给了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郭有守喜欢文艺，自称“艺奴”。吴作人先生先后两次“西行”，郭有守都给予了方便。尤其是吴作人在第二次“西行”时囊中羞涩，郭有守介绍吴作人为达官贵人画头像，从而筹措经费。

为了表达对郭有守的感激之情，吴作人将《藏茶传》赠予了郭有守。文人相重，惺惺相惜。郭有守在受赠《藏茶传》时，曾有评价：

吴作人作画的功夫，一生受益最多的，当然是徐悲鸿和巴斯天……在他最近完成的一幅长卷《藏茶传》中，更证明了他老师在十几年前对作人的评价：充满个性的作者。

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看见吴作人更惊人的杰作。

郭有守其人，亦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四川省资中县人，早年留学巴黎获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等多国语言。

笔者在资中网上查到一篇题为《神秘杰出人物——记抗战时期的爱国教育家郭有守》的文章。文中写道：

1947年，郭有守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原国民政府驻法国和比利时文化参事。新中国成立后，他遵从中共指示：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身份，长期在国外积极联络海外文艺界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介绍我国的优秀文化。

后因身份暴露，1966年遭到瑞士警方的拘捕，经外交斡旋，取道苏联回中国，被安排在全国政协工作，1978年病逝于北京。

1946年，郭有守将此画带到了法国。

1947年，由法国赛努奇博物馆在巴黎举办的“现代中国绘画展览”，首次展出了《藏茶传》。

1953年，郭有守把《藏茶传》捐赠给了法国赛努奇博物馆。法国赛努奇博物馆是欧洲首屈一指的中国艺术品藏馆。

由于《藏茶传》长期隐身海外，国内观赏过此画的人并不多。虽然报刊偶尔提及《藏茶传》，但并没有引起国内研究者足够的关注。

2023年

“重见天日”

2023年5月25日，由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主编、基金会秘书长吴宁与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担任执行主编的《吴作人全集》正式出版。编委会格外重视《藏茶传》这件作品，特意接洽法方将《藏茶传》高清图片发了过来。出版社精心编排设计，将之制为折页长卷，以宣纸精印，最大程度还原原作气韵与细节风采。

出版首发式暨“吴作人及其时代”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在《吴作人全集》（民国卷）第六卷中，收录《藏茶传》长卷，并附陈雅蓉当年的硕士毕业论文《吴作人〈藏茶传〉研究》（节选）。

翻阅《吴作人全集》第六卷，徐徐展开《藏茶传》折页，一幅近四米的水墨长卷便缓缓铺展在眼前。

整卷气势恢宏，视觉冲击力极强，令人为之震撼。

也许正因目睹背夫坠入大渡河的心悸之感，吴作人落笔开篇便是“藏茶入藏”。画面上只见背夫负重翻越大山的身影，前路一重青山连着一重青山。

整幅长卷分为“藏茶入藏”“改装汉茶”“乌拉娃背茶”“牦队运茶”“集市易茶”“牧民煮茶”六个篇章。据吴作人卷尾自题和画面内容可知，作品描绘的是抗战时期雅安和康藏高原“藏茶”从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到饮用的完整脉络与生活图景。每个画面之间并无截然的界限加以区隔，似断非断，整体以一种波浪式气韵连贯铺展，令人叹为观止。

《藏茶传》卷轴长卷的题签与尺寸细节如下：傅抱石的题签位于卷轴之上，卷轴主体由引首与画面两部分构成——引首包含沈尹默题字及吴作人自题，长度为92.5厘米；画面部分长299.7厘米，两部分合计全长392.2厘米，堪称一幅名副其实的巨幅长卷。

历经八十余载，《藏茶传》从“悄然问世”到“转瞬即逝”，再从“石沉大海”（被收藏）到“重见天日”（被收入全集），完整见证了一段跨越岁月的艺术与生活印记。

吴作人在康藏“西行”期间，恰好与重返“茶马古道”的孙明经先生相遇。孙先生被誉为“中国电影纪录片之父”，他在拍摄茶马古道相关影像时，顺势将吴作人纳入镜头、记录下来。笔者在《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1944重返茶马贾道Ⅰ》一书中，便看到了吴作人的身影。只见他斜躺在床上，目光专注地凝视着墙上悬挂的画作，而这幅画正是他的得意之作——《打箭炉少女》。

此次“西行”采风，彻底触动了吴作人——西部的辽阔壮美、西部人民的纯朴善良，让他的艺术思想和绘画风格发生重大转变。他从典型的西方学院式写实主义，逐步转向具有民族气派、饱含中国风韵的写实主义，执着于追求韵律的民族现实主义画风，这也为他日后潜心中国画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吴作人创新性地将中国诗意带入油画，同时把透视技巧、准确度等西画元素融入国画创作，为中国水墨画开拓了全新风貌。“新中国画”体系也由此确立，对现当代中国美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藏茶传》被视为吴作人第一幅具有“新中国画”风貌的作品，艺术价值不可估量。

《藏茶传》图片由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提供